引言
为了使香港信托法顺应现代化的发展趋势，香港于2009年及2012年分别就《受托人条例》（香港法例第29章）（「《条例》」）的修订进行了咨询。相关修订最终于2013年12月1日生效。此次修订涉及多项内容，其中包括增订《条例》第41X条，该条文关乎财产授予人就信托下的投资或资产管理职能保留权力。该条文主要规定如下：
「(1) 如设立信托的人（财产授予人)为其本人保留在该信托下的任何或全部投资权力或资产管理职能，该信托并不仅因该项保留而致无效。
(2) 凡财产授予人保留了第(1)款提述的某项权力或职能，如受托人按照该项权力或职能的行使而行事，则受托人并非违反有关信托。」
第41X条仅涉及财产授予人在投资或资产管理职能方面的权力保留（「保留权力」），该条文并未规定其他权力或其他人员。虽然立法意图已明确表明，该修订仅仅是为了消除疑虑，确认信托不会仅因财产授予人保留了自身的投资或资产管理职能而无效，但由此引发了一个问题：是否只有财产授予人才能保留这些权力？
财产授予人对保留权力的转授
关于受托人的法律地位：
对于受托人，在普通法中，基本原则为：如果某项给予受托人的权力是对受托人个人的信任与信赖的体现，则受托人不得将该权力转授他人。然而，《受托人条例》现已明确规定了受托人委任代理人及转授职能的权力。根据《条例》第41B条，受托人可将若干职能（资产分配、决定从收入或资本中支付款项、委任受托人以及转授权力等职能除外）转授予他人作为其代理人。受托人仍不得转授那些应凭其酌情权行使的基本职责及职能。
关于财产授予人的法律地位：
《条例》中并无与财产授予人保留权力相对应的条文。与受托人不同，传统上，当信托有效成立后，财产授予人便应退出信托运作，法律上并无任何必须由财产授予人酌情保留或控制的事项以使其履行任何法定义务，财产授予人也一般没有需要转授的权力。因此，由财产授予人（而非受托人）转授权力并非信托中的常见特征，亦未必有其必要。
与处于受信及信赖地位的受托人不同，财产授予人并不承担如此繁重的义务。既然财产授予人的保留权力仅属其个人权利，财产授予人理应可为了自身利益而自行酌情行使该权力。我们认为，财产授予人可将其权力的行使转授予他人，因为这不会影响其向受益人履行的任何义务。此外，既然《条例》第41B条已明确允许受托人授权他人作为其代理人行使一项或多项可转授的职能，那么对受益人一般不负有任何繁重义务的财产授予人，理应受到较宽松的管控，亦应有权按其认为必要或适宜的方式转授其保留权力。
构建保留权力与转授框架：
作为信托安排的一部分，保留权力应在构成信托的基础文件——信托契据中予以明确列明。权力保留也可载于其他文件（例如意愿书）中，而受托人可落实该等文件的内容，但此类文件本身可能不具法律约束力。另一种方式可见于Zhang Hong Li v DBS Bank (Hong Kong) Limited [2019] HKCU 4372一案，在该案中，保留权力是通过委任一名财产授予人担任信托的私人投资公司的投资顾问并允许其作出决策来实现的，信托安排也可以设计为让财产授予人对投资及资产管理职能拥有实际控制权。
如果信托的财产授予人也希望转授其保留权力，则该项转授权力亦应在信托文书中予以明确订明，以求清晰。如果受托人能够通过其他文件（例如管理协议）转授其权力，我们认为财产授予人也应能够通过其他文件转授其保留权力。既然财产授予人通常可以为自身利益行使保留权力，他们自然应能够在不受约束的情况下转授该权力。
财产授予人在丧失行为能力情况下保留权力的转授
持久授权书能否在财产授予人精神上无行为能力时提供帮助：
持久授权书使个人（授权人）能够在其精神上丧失行为能力时，委任一名可信赖的人（受权人）代为管理其财产及财政事务，从而提供一种直接且具成本效益的方式来管理财产及财政事务。与传统的授权书在授权人丧失精神能力时即告失效不同，持久授权书只要在授权人仍具有精神能力时按照法定的规定签立并已办理注册，便能在这一过渡期间「持续有效」。持久授权书尊重授权人的自主权，允许其选择由谁代其行事，确保其事务管理顺利过渡，并有助于避免因向法院提出申请而带来的痛苦、延误及费用。然而，持久授权书仅限于处理财产及财政事务，并不延伸至个人照顾或医疗等决定。
根据《持久授权书条例》（香港法例第501章）（「《持久授权书条例》」）第8(1)条，持久授权书仅授权受权人处理授权人的财产及财政事务，而非授权人的健康与福利及其他事宜。《持久授权书条例》并未对「财产」及「财政事务」作出明确定义。受权人可为维持授权人及可预期授权人供养或满足其需要的其他人士的生活而管理和运用授权人的财产。但是，任何试图授予受权人超出《持久授权书条例》所允许范围的更广泛权力及权限的持久授权书，可能被视为无效。
对保留权力的影响：
一旦信托有效成立，除非财产授予人同时是受益人之一，否则财产授予人对信托财产不再拥有任何法律上或实益上的权益。在财产授予人仅保留投资及资产管理职能而对信托财产不拥有其他权益的情况下，可以认为，与信托资产相关的事项不再是财产授予人的财产及财政事务，而是受托人及受益人的事宜。即使保留权力的范围很大，以至于财产授予人可以对信托财产行使实际控制权，行使该等权力所产生的利益也仅由信托受益人获得。因此，投资及资产管理职能并不属于财产授予人的财产及财政事务的组成部分，持久授权书不太可能解决该情形下的问题。
然而，当财产授予人同时是受益人之一时，情况则可能有所不同。此时，投资及资产管理职能可能涉及财产授予人的财产及财务利益。无论如何，为明确起见，信托契据可以针对财产授予人精神上丧失行为能力的情形作出相应起草，并就投资或资产管理职能的后续行使提供指引。
遗嘱
有关于投资及资产管理职能的保留权力本身并非不动产或动产。它仅仅是信托文书所创设的一项权力和职能。《受托人条例》第41X条也只是涉及有关于将该等权力保留给财产授予人，并未提及财产授予人的继承人。如果信托文书没有明确允许该等权力在财产授予人去世后继续存在或可由其遗嘱执行人或受让人行使，那么保留权力很可能随财产授予人的去世而自然消灭，不能通过遗嘱遗赠。
一般而言，立遗嘱人依法可以通过遗嘱处置其享有实益权益的所有不动产及动产，只要该等权益在其去世时并不终止，且若未作如此处置则本应转归其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尽管某些据法权产，例如损害赔偿的诉讼权或其他本应由遗产代理人继承的事项、版权及其他知识产权，可以通过遗嘱处置，但有关投资及资产管理职能的保留权力并不属上述赋予权益的个人权利及财产类别。因此，该等保留权力不大可能通过遗嘱遗赠。
尽管如此，在财产授予人的遗嘱中加入一项遗愿，将保留权力移转给某权力持有人，并让受托人决定是否遵循该权力持有人的指示，这样做也无妨。信托文书亦可明确允许财产授予人指定一名继任权力持有人。
结论
随着香港定位为信托及家族办公室的主要枢纽，通过现代化信托法以容纳保留权力，将能增强财产授予人及其所信任的其他人士的灵活性，与国际实践接轨，并提升香港相对于离岸司法管辖区的竞争力。通过确认投资指示、委任及罢免受托人或保护人、变更信托条款等保留权力的有效性，香港可以增强财产授予人在构建家族财富方面的信心，同时确保信托在法律上保持稳健。《受托人条例》亦可就财产授予人权力转授的有效性及受托人责任限制提供明确指引，从而提升香港信托制度的确定性和信心。此外，此项改革将进一步支持家族办公室服务的增长，吸引寻求完善继承规划的高净值人士，并巩固香港作为私人财富管理首选司法管辖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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