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冯邝岑律师行欣然宣布，本行客户在 Choi Wan Sheung Nancy v Choi Si Ming Danny and Another [2026] HKCA 997 一案中，于上诉法院获得胜诉。2026年6月12日，上诉法庭驳回被告人上诉，维持原讼法庭有利于本行客户（即该案第一原告人）的判决。
该纠纷源于双方已故母亲的遗产管理事宜，涉及被告人出售红磡的一项物业（「红磡物业」）以及铜锣湾一项物业（「铜锣湾物业」）的实益拥有权等事项。被告人作为遗产执行人，声称其已获得本行客户及其他受益人在遗产中的权益，且本行客户是代其持有铜锣湾物业的权益。
在原审阶段，原讼法庭驳回了被告人的申索。法庭认定被告人以低于市场价值的价格出售红磡物业，违反了其作为遗嘱执行人的职责，并命令其赔偿本行客户——即销售价与市场价差额的五分之一份额。法庭同时宣告，铜锣湾物业的实益权益应根据各方的出资比例进行分配，其中本行客户有权享有 72.2105% 的实益权益。
在上诉阶段，上诉法院采纳了本行客户的立场，驳回了被告人的上诉。法庭裁定，其没有恰当依据干预原审法官的事实认定及可信性评估，且原讼法庭完全有理由拒绝被告人关于其已获得本行客户及其他受益人权益的主张，以及其声称单独拥有铜锣湾物业实益权益的要求。上诉法院还判令被告人承担本次上诉的讼费。
这一结果是对本行客户在一场旷日持久的家族与遗产纠纷中权利的有力认可。本案亦彰显了本行在处理具争议性的遗嘱认证、信托、物业及上诉案件（包括涉及遗产执行人职责、实益拥有权及复杂事实问题的案件等）方面的丰富经验。
本案为对原审判决不服的诉讼当事人提供了一个及时的提醒：上诉并非重审，也不是轻易推翻原审法官事实认定的另一条开放通道。正如高等法院上诉法庭法官周家明所述，原审应该是诉讼过程中的「主要事件」，而不是「一次中途尝试」。上诉法院一般对原审法官的事实认定和可信性评估给予充分的尊重，因为其拥有上诉法院所不具备的独特的「耳闻目睹」优势以及对案件整体的熟悉程度。试图另辟蹊径轻易推翻原审法官的事实裁决，只会徒劳无功、浪费司法资源。
本案由本行顾问谭伟才律师及合伙人黄楚盈律师主理，并由黄颖琛律师及林晋烨律师协助。本行亦借此机会感谢大律师陈硕桦全程提供全面而有力的协助。
判决全文可查阅：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ju/ju_frame.jsp?DIS=181798&currpage=T.
本行近期与美国一家律师事务所合作，成功解决了一起涉及跨国企业的知识产权索偿案件。
该争议源于某跨国企业提起诉讼，指控其香港办事处的一名前核心人员（以及其他相关方）涉嫌侵犯版权及泄露商业秘密。由于相关协议受特拉华州法律管辖，本行协助客户透过本行的「国际律师网络」（ILN）委任了一名特拉华州律师，并提供法律支持，由该律师在美国诉讼程序中代理案件，包括提供法律意见、参与庭外谈判以及全程跟进。
本行在知识产权诉讼及非诉讼业务领域素来实力雄厚，经验丰富。早在 1997 年，本行就递交了香港首件注册外观设计、首件短期专利及首件标准专利申请。本行就知识产权的权利初始策略、品牌塑造、起草、申请、审查、异议及撤销等各环节提供法律意见。作为一家提供全面服务的律师行，本行结合其在知识产权业务与争议解决领域的专长，亦能游刃有余地协助处理各类知识产权争议。
知识产权争议通常具有跨司法管辖区的性质。本行是「国际律师网络」（ILN）的成员，该网络是一个由全球 91 家优质独立律师行组成的协会，代表全球超过 5,000 名律师。透过这一网络，本行能够迅速、顺畅地对接全球顶尖的专业法律顾问，确保为跨司法管辖区的法律事务提供全面、无缝衔接的法律支持。
引言
在某些司法管辖区，已婚人士在进行股份交易时，可能会被要求做一件在香港相对不常见的事——提供配偶签署的同意书。在中国大陆、美国一些共同财产州等司法管辖区，某些婚前及／或婚后取得的资产可能被视为夫妻共同拥有的财产。若个人买卖股份，其配偶后来（例如在离婚时）对股份主张权利，便会出现拥有权争议。为减低此类风险，有些司法管辖区发展出要求卖方配偶提供书面同意、放弃股份中任何权益的做法。
这一做法在香港又是否适用？本文将以买卖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股份为背景，探讨这个问题。
香港的婚姻财产制度为何？
分别财产制
香港基本上实行分别财产制。根据《已婚者地位条例》（香港法例第182章）第4(1)条，已婚女性在结婚时或婚后所拥有的财产，均全归其本人所拥有，犹如未婚时一样，并可据此而予以处置。该条废除了普通法的「夫妻一体」原则——在该原则下，已婚女性的法律身份与丈夫者合并，丈夫会取得妻子在结婚时或婚后所获得的所有财产。因此，在香港，无论财产是在婚前还是婚后取得，夫妻双方均各自拥有并可自由处置。
离婚后的财产分配
当婚姻破裂时，财产分配的问题便会出现。在离婚诉讼中，法院会先确定可供分配的婚姻财产范围，然后决定如何在配偶之间公平分配。法院有权作出财产调整令，命令将财产（例如股份）从一方转移给另一方，亦可作出其他命令。若配偶双方已签署婚前或婚后协议，约定离婚时如何分配财产，则法院会根据案件的所有情况给予该协议适当的比重，但协议并不具法律约束力。
股份转让在法律上是否需要配偶同意方为有效？
如上所述，已婚人士可以将财产（包括现金和股份）作为其个人资产持有并独立进行处置。因此，买卖双方均无需取得其配偶同意，股份转让即为合法有效。然而，如果卖方的配偶拥有股份的实益权益（如卖方是以代名人／受托人的身份为配偶持有股份），则解决方法并非取得配偶同意，而是让实益拥有人成为交易以及相关交易文件的一方。
一方的离婚会否推翻已完成的交易（或令即将完成的交易告吹）？
尽管香港实行分别财产制，在技术上，离婚仍可能为已经或即将完成的并购交易蒙上阴影。这是因为根据《婚姻法律程序与财产条例》（第192章）第17条，若任何一方配偶转让资产意图令另一方的婚姻财产申索失败，法院有权撤销该项转让。
《婚姻法律程序与财产条例》第17条如何运作
如果婚姻的任何一方已经或即将作出财产处置（例如股份转让或支付买价），意图令另一方要求经济给养的申索失败，则法院可作出命令，撤销该项处置或制止该项处置发生。如果该项处置（i）在提出第17条申请之前的3年内发生或（ii）即将发生，则只要法院信纳该项处置已令或会令另一方要求经济给养的申索失败，即可推定怀有令申索失败的意图。
在一般情况下风险颇低
虽然理论上，每宗股份买卖都可能因对手方离婚而受到上述第17条挑战，但对于大多数基于各自独立利益而作出的交易而言，被撤销的风险偏低：
何时应考虑取得配偶同意？
应提高警觉之时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交易一方可能需要进行查讯。例如：
在此类情况下，应在进行交易前就是否需要取得对手方的配偶同意书或弃权声明书寻求法律意见。
配偶同意的效力与限制
对手方配偶签署的同意书或弃权声明书不太可能剥夺家事法院的管辖权，或完全阻止配偶根据《婚姻法律程序与财产条例》第17条对交易提出挑战。尽管如此，如有证据显示交易是在配偶同意下进行，则配偶日后主张该交易旨在令经济给养申索失败，将变得更加困难。就基于归复信托而作出的申索而言，这亦有助确立买方为「付出价值且不知情的真诚购买人（bona fide purchaser for value without notice）」（又称「equity’s darling」），增强其抗辩理由。
并购交易中的标准保障措施
需要对手方提供配偶同意的情况预计相对罕见。在香港，于并购交易中提出此类要求并非惯常做法。在不存在上述警示信号的情况下，要求对手方提供由其配偶签署、内容预视婚姻破裂及财产分配的文件，可能会被视为不合理，甚至会冒犯对方。
对于买方而言，除了进行必要的法律尽职调查外，标准的保障措施是要求卖方就其对股份拥有妥善的所有权、不受任何第三方权益影响提供惯常的保证和弥偿保证。买方可以就卖方违反保证提出申索及／或寻求卖方弥偿。
对于担心买方支付能力的卖方而言，常见的解决方法是要求具备足够财务实力的个人或实体提供担保，或以其他资产作为抵押。
如果对手方的婚姻居籍是在另一司法管辖区，情况是否会有所不同？
香港就财产的设立和转让遵循「物之所在地法」原则：一般而言，交易的效力及后果受目标财产所在地法律管辖。就香港公司的股份而言，其转让应受香港法律管辖，并遵循香港法律规定的法律手续，而香港法律并不要求交易双方取得任何配偶同意。
然而，如果对手方与香港并无任何或充分的联系，则可能会引起其他方面的考虑。例如，若对手方其后违反买卖协议，但在香港没有其他资产，也没有提供任何抵押品，则守约方可能需要或选择针对对手方的境外资产执行香港判决。若对手方的配偶根据外地的婚姻财产制度享有该等境外资产的权益，香港法院作出的判决能否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在当地执行，均存在不确定性。在此情况下，应在香港及相关司法管辖区寻求法律意见。有见及此，如对交易对手方履行合约义务或在违约时履行香港判决的能力存有任何重大疑问，可考虑是否需要其他解决方案，例如预先取得担保、抵押品，或者是对手方配偶同意可对境外资产强制执行的事先同意。
总结
虽然在某些司法管辖区，进行商业交易时取得对手方配偶同意可能属惯常做法，惟香港并购交易一般无此要求和做法。然而，在特定情况下，例如像上文所述，股份交易的价格远低于一般价值、已知对手方曾以配偶资金收购目标公司，或其配偶为提升公司价值作出了贡献，则应寻求法律意见以减低法律风险。
免责声明：
本材料仅供一般参考，并不构成薛冯邝岑律师行与任何用户或浏览者之间的法律或其他专业建议，也不构成任何律师与客户的关系。对于依赖本材料中的信息而产生的任何责任，本行概不承责。
薛冯邝岑律师行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律师行，不从事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法律业务，亦不就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法律提供法律意见。本材料中提及任何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法律及做法，仅供一般参考及比较之用，并不构成对该等司法管辖区的法律或做法的任何建议、意见或陈述。
背景
十年前，笔者在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攻读生物医学工程时，香港的发展重心主要聚焦于金融和房地产开发，对创新及科技的关注相对较少。然而，近年来，推动创新与科技已成为香港的重点工作之一。在笔者看来，香港具备巨大的潜力，可以凭借其在大湾区的战略位置、国际金融中心的角色，以及健全且备受国际认可的法律体系，发展成为领先的生物科技中心。
香港的一项重要发展战略是「南金融、北创科」的双引擎布局：金融服务继续在维港都会区发展，而创新科技的新引擎则将落户北部都会区。香港政府正致力加快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其中包括新建铁路线以改善该区的交通连接、发展新田科技城，以及吸引大型企业（包括制药公司）在北部都会区设立据点。北部都会区的建设旨在吸引全球人才和企业，同时为未来培育本地人才。
何为生物科技（Biotech）？
「Biotech」是生物科技（biotechnology）的缩写，指利用或操纵生物过程、生物系统或生命体来开发能够改善人类生活的产品。然而，「Biotech」一词通常不仅仅指生物科技，而是代表一个更广泛的概念——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医学工程是一门广泛的学科，运用跨学科的工程原理，通过开发诊断、治疗和康复产品来改善患者的健康与身体功能。
高度跨领域的本质
生物医学工程是一个高度跨领域且受到严格监管的行业，其开发流程漫长而复杂，远不止于实验室研究。企业必须应对科学挑战、临床试验、专利保护、监管审批以及持续融资等问题，常常在多年内都没有收入。由于高风险和低成功率，专业投资者保持谨慎，他们会进行严格的尽职调查，并将投资仅限于自己具备技术专长的领域。
法律专业人士的作用
法律专业人士在生物科技公司发展的多个阶段都不可或缺，他们在知识产权保护、监管审批、商业交易、公司架构、融资、首次公开募股（IPO）、并购 （M&A）以及争议解决等方面提供导引及意见。鉴于该行业科学复杂性高、监管环境严格、开发周期长且投资风险巨大，律师在降低法律风险的同时，对企业战略拓展和成功商业化均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规则》第18A章
《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规则》第18A章为生物科技公司订立了一套替代的特定上市要求，豁免了传统的最低收入规定。自2018年第18A章推出以来，尚未产生收入的生物科技公司已能于香港上市(在满足所有相关规则或获得豁免的前提下)。根据香港联交所网站的数据，截至2025年11月底，已有80家公司通过第18A章上市。第18A章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为生物科技公司提供了一种除政府资助、私募股权出售和债务之外的另一种融资渠道。最重要的是，第18A章的上市路径对尚未产生收入的生物科技公司非常友好。
值得注意的是，第18A章对「生物科技」的定义较为宽泛，以便各类生物医学工程企业能在香港上市。根据指引信（HKEX-GL92-18）第3.3和3.4段以及第18A章的规定，联交所将考虑那些能够充分证明其已开发出超越概念阶段的生物科技产品，且该产品属以下四个类别之一的生物科技公司的上市申请：(1) 药剂（小分子药物），(2) 生物制剂，(3) 医疗器材（包括诊断器材），以及 (4) 由联交所酌情决定的「其他生物科技产品」。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规则》第18A章及指引信（HKEX-GL92-18），并寻求专业意见。
医疗数据共享
数据在生物科技产业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生物科技产品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临床试验结果，而临床试验结果本质上是对安全性和有效性进行的大规模统计分析。尽早获取大量数据有助于研究人员更好地预测结果、更有效地配置资源，并避免代价高昂的后期失败。
在香港，医院管理局的「数据共享信息站」等措施可为学术研究提供来自40多家公立医院的临床数据，但须经批准并遵守严格的隐私保护措施。香港政府还于2016年推出了「医健通」（eHealth），这是一个基于用户同意的平台，授权公营和私营医疗服务提供商之间可以安全共享加密的患者记录。2025年12月24日，医务卫生局将eHealth应用程序中的「跨境健康纪录」功能向全部约630万用户开放，使符合条件的记录能够与内地指定医疗机构共享，并实现病历的跨境存放和查阅，以支持跟进治疗。
上述举措表明，香港政府正积极推动病历的数字化，这将在推动生物科技产品研发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在香港，个人数据的收集、处理和使用受《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第486章）的规管。
香港药物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心（「CMPR」）
2025年6月26日，香港卫生署宣布，CMPR将于2026年底前成立，并将从2026年起分阶段实施新药注册的本地审批，到2030年全面推行。CMPR的愿景是成为「药械领域的国际权威监管机构」，通过优化药品及医疗器械监管，推动药物及器械的创新与研发。
本地审批将在2026年至2030年间分阶段实施，覆盖范围逐年扩大：
CMPR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在香港建立一个本地监管机构，从而完善医药产品在香港及大湾区内从研发、融资、监管审批到商业化的整个周期。
结语：
生物科技是一个高风险、需要投入庞大资本的行业，但成功的生物科技产品能够带来显著的健康效益、强大的专利保护利润，并通过在整个价值链上创造就业岗位带来广泛的经济收益。香港健全的金融和法律体系，加上其在大湾区的战略地理位置，使其完全具备成为世界级生物科技中心的条件。香港的法律专业人士将扶持生物科技企业的全方位成长，并在过程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时助力香港成为生物科技行业的资本市场、监管审批及争议解决的领先枢纽。
免责声明：本材料仅供一般参考，并不构成薛冯邝岑律师行与任何用户或浏览者之间的法律或其他专业建议，也不构成任何律师与客户的关系。对于依赖本材料中的信息而产生的任何责任，概不承责。
引言
为了使香港信托法顺应现代化的发展趋势，香港于2009年及2012年分别就《受托人条例》（香港法例第29章）（「《条例》」）的修订进行了咨询。相关修订最终于2013年12月1日生效。此次修订涉及多项内容，其中包括增订《条例》第41X条，该条文关乎财产授予人就信托下的投资或资产管理职能保留权力。该条文主要规定如下：
「(1) 如设立信托的人（财产授予人)为其本人保留在该信托下的任何或全部投资权力或资产管理职能，该信托并不仅因该项保留而致无效。
(2) 凡财产授予人保留了第(1)款提述的某项权力或职能，如受托人按照该项权力或职能的行使而行事，则受托人并非违反有关信托。」
第41X条仅涉及财产授予人在投资或资产管理职能方面的权力保留（「保留权力」），该条文并未规定其他权力或其他人员。虽然立法意图已明确表明，该修订仅仅是为了消除疑虑，确认信托不会仅因财产授予人保留了自身的投资或资产管理职能而无效，但由此引发了一个问题：是否只有财产授予人才能保留这些权力？
财产授予人对保留权力的转授
关于受托人的法律地位：
对于受托人，在普通法中，基本原则为：如果某项给予受托人的权力是对受托人个人的信任与信赖的体现，则受托人不得将该权力转授他人。然而，《受托人条例》现已明确规定了受托人委任代理人及转授职能的权力。根据《条例》第41B条，受托人可将若干职能（资产分配、决定从收入或资本中支付款项、委任受托人以及转授权力等职能除外）转授予他人作为其代理人。受托人仍不得转授那些应凭其酌情权行使的基本职责及职能。
关于财产授予人的法律地位：
《条例》中并无与财产授予人保留权力相对应的条文。与受托人不同，传统上，当信托有效成立后，财产授予人便应退出信托运作，法律上并无任何必须由财产授予人酌情保留或控制的事项以使其履行任何法定义务，财产授予人也一般没有需要转授的权力。因此，由财产授予人（而非受托人）转授权力并非信托中的常见特征，亦未必有其必要。
与处于受信及信赖地位的受托人不同，财产授予人并不承担如此繁重的义务。既然财产授予人的保留权力仅属其个人权利，财产授予人理应可为了自身利益而自行酌情行使该权力。我们认为，财产授予人可将其权力的行使转授予他人，因为这不会影响其向受益人履行的任何义务。此外，既然《条例》第41B条已明确允许受托人授权他人作为其代理人行使一项或多项可转授的职能，那么对受益人一般不负有任何繁重义务的财产授予人，理应受到较宽松的管控，亦应有权按其认为必要或适宜的方式转授其保留权力。
构建保留权力与转授框架：
作为信托安排的一部分，保留权力应在构成信托的基础文件——信托契据中予以明确列明。权力保留也可载于其他文件（例如意愿书）中，而受托人可落实该等文件的内容，但此类文件本身可能不具法律约束力。另一种方式可见于Zhang Hong Li v DBS Bank (Hong Kong) Limited [2019] HKCU 4372一案，在该案中，保留权力是通过委任一名财产授予人担任信托的私人投资公司的投资顾问并允许其作出决策来实现的，信托安排也可以设计为让财产授予人对投资及资产管理职能拥有实际控制权。
如果信托的财产授予人也希望转授其保留权力，则该项转授权力亦应在信托文书中予以明确订明，以求清晰。如果受托人能够通过其他文件（例如管理协议）转授其权力，我们认为财产授予人也应能够通过其他文件转授其保留权力。既然财产授予人通常可以为自身利益行使保留权力，他们自然应能够在不受约束的情况下转授该权力。
财产授予人在丧失行为能力情况下保留权力的转授
持久授权书能否在财产授予人精神上无行为能力时提供帮助：
持久授权书使个人（授权人）能够在其精神上丧失行为能力时，委任一名可信赖的人（受权人）代为管理其财产及财政事务，从而提供一种直接且具成本效益的方式来管理财产及财政事务。与传统的授权书在授权人丧失精神能力时即告失效不同，持久授权书只要在授权人仍具有精神能力时按照法定的规定签立并已办理注册，便能在这一过渡期间「持续有效」。持久授权书尊重授权人的自主权，允许其选择由谁代其行事，确保其事务管理顺利过渡，并有助于避免因向法院提出申请而带来的痛苦、延误及费用。然而，持久授权书仅限于处理财产及财政事务，并不延伸至个人照顾或医疗等决定。
根据《持久授权书条例》（香港法例第501章）（「《持久授权书条例》」）第8(1)条，持久授权书仅授权受权人处理授权人的财产及财政事务，而非授权人的健康与福利及其他事宜。《持久授权书条例》并未对「财产」及「财政事务」作出明确定义。受权人可为维持授权人及可预期授权人供养或满足其需要的其他人士的生活而管理和运用授权人的财产。但是，任何试图授予受权人超出《持久授权书条例》所允许范围的更广泛权力及权限的持久授权书，可能被视为无效。
对保留权力的影响：
一旦信托有效成立，除非财产授予人同时是受益人之一，否则财产授予人对信托财产不再拥有任何法律上或实益上的权益。在财产授予人仅保留投资及资产管理职能而对信托财产不拥有其他权益的情况下，可以认为，与信托资产相关的事项不再是财产授予人的财产及财政事务，而是受托人及受益人的事宜。即使保留权力的范围很大，以至于财产授予人可以对信托财产行使实际控制权，行使该等权力所产生的利益也仅由信托受益人获得。因此，投资及资产管理职能并不属于财产授予人的财产及财政事务的组成部分，持久授权书不太可能解决该情形下的问题。
然而，当财产授予人同时是受益人之一时，情况则可能有所不同。此时，投资及资产管理职能可能涉及财产授予人的财产及财务利益。无论如何，为明确起见，信托契据可以针对财产授予人精神上丧失行为能力的情形作出相应起草，并就投资或资产管理职能的后续行使提供指引。
遗嘱
有关于投资及资产管理职能的保留权力本身并非不动产或动产。它仅仅是信托文书所创设的一项权力和职能。《受托人条例》第41X条也只是涉及有关于将该等权力保留给财产授予人，并未提及财产授予人的继承人。如果信托文书没有明确允许该等权力在财产授予人去世后继续存在或可由其遗嘱执行人或受让人行使，那么保留权力很可能随财产授予人的去世而自然消灭，不能通过遗嘱遗赠。
一般而言，立遗嘱人依法可以通过遗嘱处置其享有实益权益的所有不动产及动产，只要该等权益在其去世时并不终止，且若未作如此处置则本应转归其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尽管某些据法权产，例如损害赔偿的诉讼权或其他本应由遗产代理人继承的事项、版权及其他知识产权，可以通过遗嘱处置，但有关投资及资产管理职能的保留权力并不属上述赋予权益的个人权利及财产类别。因此，该等保留权力不大可能通过遗嘱遗赠。
尽管如此，在财产授予人的遗嘱中加入一项遗愿，将保留权力移转给某权力持有人，并让受托人决定是否遵循该权力持有人的指示，这样做也无妨。信托文书亦可明确允许财产授予人指定一名继任权力持有人。
结论
随着香港定位为信托及家族办公室的主要枢纽，通过现代化信托法以容纳保留权力，将能增强财产授予人及其所信任的其他人士的灵活性，与国际实践接轨，并提升香港相对于离岸司法管辖区的竞争力。通过确认投资指示、委任及罢免受托人或保护人、变更信托条款等保留权力的有效性，香港可以增强财产授予人在构建家族财富方面的信心，同时确保信托在法律上保持稳健。《受托人条例》亦可就财产授予人权力转授的有效性及受托人责任限制提供明确指引，从而提升香港信托制度的确定性和信心。此外，此项改革将进一步支持家族办公室服务的增长，吸引寻求完善继承规划的高净值人士，并巩固香港作为私人财富管理首选司法管辖区的地位。
免责声明：本材料仅供一般参考，并不构成薛冯邝岑律师行与任何用户或浏览者之间的法律或其他专业建议，也不构成任何律师与客户的关系。对于依赖本材料中的资讯而产生的任何责任，概不承责。
薛冯邝岑律师行是一家香港特别行政区律师行，不从事其他司法管辖区法律业务，亦不就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法律提供法律意见。本材料中提及任何其他司法管辖区（包括但不限于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泽西岛、百慕大及新加坡）的法律立场，仅供一般参考及比较用途，并不构成对该等司法管辖区法律或实践的任一形式之建议、意见或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