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行在汤森路透 (Thomson Reuters) 颁发的2026年度《亚洲法律杂志》香港法律大奖榜单中荣获七项提名。
- 年度大湾区律师行（香港）
- 年度房地产律师行
- 年度私人财富律师行
- 年度劳工及雇佣法律师行
- 年度交通运输与物流律师行
- 年度企业公民律师行
- 年度争议解决律师（梁秉钊律师，管理合伙人）
本行衷心感谢上述提名，并将继续恪守「以客为尊，以专业为本，以高效率为纲」的庄严承诺。本行同时恭贺所有奖项入围者及法律界的友好仝人。
薛冯邝岑律师行欣然宣布，本行客户在Tang Chau Ming v Tang Sze Yuen [2026] HKDC 1107一案中于区域法院取得胜诉。2026年6月22日，区域法院暂委法官郑颂平驳回原告人对本行客户（即被告人）提出的诽谤及恶意虚假陈述申索。
该纠纷源于一个名为「元柏祖」（「元柏祖」）的中国习俗法家族安排及其位于元朗的土地的管理事宜。原告人为该元柏祖的当选司理，指称本行客户在一次祭祀聚会上分发的「会议概要」含有诽谤言词。原告人认为，相关言词意指其违反受信责任，并以不诚实方式将元柏祖土地秘密出租予其独资经营的恒兴发展公司。原告人据此要求巨额损害赔偿及禁制令。
经四天审讯后，法庭评定该等言词的自然及正常含义，并裁定其本质上具有诽谤性。虽然法庭拒绝接纳「有理可据」的抗辩理由——基于原告方证人提出的证据，认定有关陈述在事实上并不正确——惟本行客户成功确立「受约制特权」的抗辩，故原告人的诽谤申索被驳回。法庭认同该等通讯是在享有特权的情况下作出，裁定本行客户作为该元柏祖的子孙及成员，具有正当的社会及道德利益，向其同族成员传达其对管理问题的关注，而族内成员亦具有相应的接收利益。
关键在于，法庭拒绝接纳原告人指称受约制特权因本行客户的恶意而被推翻的论点。法庭应用上诉法院确立的原则，强调被告人的粗心大意、不理智或妄下结论的倾向，并不等同于恶意。法官接纳本行客户因与原告人之间沟通中断及关系欠佳，而真诚地相信其陈述属实，并非出于不当的主导动机或罔顾事实真伪。因此，原告人的申索被全面驳回，并被判令支付本行客户的部分讼费。
此裁决对本行客户而言，在一场涉及家族及习俗土地的深切个人纠纷中，可谓完全还其清白。本案亦进一步巩固了本行在处理极具争议性的诽谤案件、习俗法事宜，以及涉及「受约制特权」及事实争议的复杂纠纷方面的卓越专业能力。
本案恰好提醒各界，在香港诽谤法中，「受约制特权」抗辩提供了坚实的保护屏障。它彰显了法律积极保障在存在共同道德、社会或法律责任的情况下的真诚通讯自由——例如在家庭、社群或习俗组织之内。只要发言者出于善意，为维护与受众共享的合法利益而发言，并真诚相信其所言属实，特权的保护即告存续，即使其背后的结论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
本案由本行顾问谭伟才律师主理，并由黄颖琛高级律师及梁晴见习律师协助。本行藉此机会感谢陈硕桦大律师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提供全面而专业的协助。
完整判决书请见：
本行欣然宣布，庄卓男律师及黄颖琛律师将于2026年7月1日起晋升高级律师。
两位律师均以见习律师身份加入本行，在取得执业律师资格后继续留任，并持续展现出卓越的法律服务水平及专业质素。
庄律师的执业范畴主要为就资本市场、企业融资、上市公司监管合规、并购交易、一般公司及商业事务等事宜提供法律意见。庄律师在为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及GEM上市发行人提供公司及交易事务咨询方面拥有丰富经验。庄律师亦协助香港上市公司及其董事、股东处理公开收购、披露责任，以及其他涉及《收购守则》和《证券及期货条例》的合规事宜。此外，庄律师亦为不同行业的上市及私人公司、法定机构、慈善组织及高净值人士就各类一般商业事务提供法律咨询，当中包括就公开与非公开并购、公司重组、设立合资企业以及一般商业合约等事宜提供法律意见。
黄律师的主要执业领域包括婚姻家事法、土地及物业法、遗产争议、债务追偿及商业纠纷。黄律师处理多种类型的民事诉讼案件，涉及合同纠纷、破产及清盘、诽谤、逆权侵占、人身伤害、租赁纠纷、诈骗、股东争议等，同时亦经常处理涉及子女抚养争议的较为敏感的离婚及分居案件。黄律师在处理欺诈相关事宜方面亦具经验，并就紧急禁制令以冻结对方银行账户提供法律意见。在资产追踪与追讨方面，黄律师与中国内地、英国及新西兰等司法管辖区的法律专业人士及调查员紧密协作。黄律师深知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 (ADR) 的重要性，始终秉持开放态度支持客户探索调解等成本效益更优的纠纷解决途径，并具备充足能力协助客户尝试通过此类方式实现最佳争议解决方案。
本行在此祝贺庄卓男律师及黄颖琛律师晋升高级律师。
对于在香港运作的组织而言，根据《税务条例》（第112章）第88条（「《税务条例》第88条」）获确认为免税慈善团体，往往是一个具标志性的重要里程碑。除实时的税务优势外，此地位更是信誉的有力标志，能增强捐赠者的信心，并为长远的筹款活动及市场影响力奠定稳固基础。然而，取得此地位绝非一项自动化的行政程序；它要求组织在规管文书结构、管治组织框架及日常运作的实际情况上，均采取缜密周详的处理方式。
A. 把关者角色：税务局
根据《税务条例》第88条，税务局（「税务局」）是税务豁免的主要把关者。该条例为属公共性质的慈善团体及信托团体提供税务宽减，但税务局的审查属于实质性审查。组织必须先在法律上符合慈善团体的资格，方可获授予免税地位。实际上，这意味着税务局不会仅着眼于宏大的愿景，而是会审视该组织是否真正纯粹为慈善目的而设立及维持，并确保其运作严格遵循其所申明的使命。
B. 法律上对「慈善团体」的定义：公众利益测试
在香港，「非牟利组织」并不等同于「慈善团体」。要符合法律准则，组织必须纯粹为慈善用途而设立，此等目的传统上分为四大类别：
a. 救助贫困；
b. 促进教育；
c. 推广宗教；及
d. 可令社会得益但非属以上任何一类的其他属慈善性质的宗旨。
若组织依赖第四类别，则其用途必须是有益于香港社会。
核心的考验在于该组织是否在宗旨及运作上均属纯粹慈善性质。这意味着其宗旨必须限于慈善目的，而其实际活动亦须与该等目的保持一致。即使具备值得称许的社会目标，若组织在宗旨及运作上未能严格符合法律上关于纯粹性及目的性的准则，仍属不足。若组织的宗旨属混合性、私人性、政治性或其他非慈善性质，则将无法满足法定及普通法对获得认可要求。
C. 公众利益测试
与慈善地位同样至关重要的，是「公众利益」的要求，这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公众方面及利益方面。
在公众方面，有关利益必须可供公众或足够一部分公众享有，而受益对象须与该组织的目的相称。若利益是提供予社会的某一部分人士，则受益的机会不得因地域或其他限制而被不合理地受限制。关键在于，任何个人利益——例如创办人或成员所获得的利益——必须纯属附带性质，而基于家庭关系或雇佣关系的任何限制，一般被视为与慈善地位不相符。
在利益方面，组织必须提供与其宗旨相关的明确及可辨识的利益，并须在潜在的损害或危害之间作出权衡。
此外，组织必须依法行事，不得从事或支持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或任何其他与慈善目的不符的行为。
D. 建立稳健的规管文书
一份草拟恰当的规管文书——不论是信托契据、公司章程细则或组织章程大纲及细则——是慈善团体不可或缺的蓝图。该文件不应仅陈述宏大的愿景，而应精确地订明慈善宗旨，并为行政管理、问责及解散提供清晰的法律框架。
在实务上，税务局期望规管文书包含若干关键要素。首先，它应限制其资金只能用于实现其表述宗旨。其次，它应禁止向成员、创办人或董事分摊收入或财产，除非在有限情况下，有关薪酬有充分理据且获明确许可，则属例外。第三，它应规定披露及管理利益冲突。第四，它应规定备存妥善的会计纪录及编制年度财务报表。最后，它应确保在清盘时任何盈余资产须转让予另一慈善团体或属公共性质的信托。
从商业及管治角度而言，此等条文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要求。它们往往在确立组织是否具备足够独立性、问责性及妥善组成以符合资格获得确认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若拟向管治组织成员支付薪酬，规管文件应审慎处理此问题，并设有适当的保障措施。任何此类薪酬必须是必要、合理且符合组织慈善宗旨的。
E. 申请程序：实质性审查
根据《税务条例》第88条提出确认申请，应视为一项实质性的法律审查程序，而非例行提交文件的手续。申请涉及递交指定表格，以及详尽的证明文件，包括组织的章程、活动纪录及资金运用详情。
证明文件通常包括组织的规管文书、活动详情，以及显示其资金如何运用和管治的资料。在审核申请时，税务局不仅会考虑章程的条文用语，亦会审视组织在过往、目前及拟定进行的运作情况。这意味着申请人必须确保法律文件与组织工作的实际情况保持一致。
若申请资料齐备且无需进一步澄清，税务局的指引显示，其一般目标是在四个月内作出回复。在较为复杂的个案中，特别是涉及行业或业务活动、投资架构或非标准管治安排的组织，则应预期审查时间会较长。
F. 行业或业务活动与税务责任
一个常见的误解是，根据《税务条例》第88条取得的地位能提供绝对的税务豁免屏障。慈善团体仍可能须就若干行业或业务活动缴纳利得税，除非符合特定的法定条件。具体而言，有关利润必须纯粹用于慈善用途，且大部分不是在香港以外地方使用，而该行业或业务必须是在实际推行该慈善团体的明文宗旨时所经营的，或主要是由其受益人所经营的。
此区别对于透过零售销售、物业出租、商业服务、筹款活动或其他产生收入的活动来获取收益的组织尤其相关。仅仅因为利润其后用于慈善目的，本身并不会使该活动获得税务豁免。活动的商业性质、其架构方式，以及与慈善团体宗旨的关联，均属相关考虑因素。对于拥有庞大创收业务的慈善团体而言，在活动开始前评估税务影响，而非在产生利润后才处理，至为重要。
G. 持续合规与覆检
根据《税务条例》第88条取得认可并非「一次性」的核准。税务局保留在情况发生变化时覆检慈善团体地位的权力，而该组织仍负有持续责任以维持透明的纪录。这包括就规管文书、地址、活动或名称的变更通知税务局。内部管治必须保持稳健，设有清晰的董事会监督及财务纪律，以确保资金持续用于推展慈善宗旨。任何重大偏离规管文书的行为或从事不一致的活动，均可能危及组织的免税地位。
H. 实务要点
对于寻求根据《税务条例》第88条获得确认的组织而言，最有效的方法是将此过程同时视为法律架构构建及合规准备作业。规管文书应精确草拟，慈善宗旨必须清晰且具纯粹性，而营运模式应从一开始便与所申明的地位保持一致。若涉及行业或业务活动、跨境因素或非标准的管治安排，应尽早寻求专业意见。
本文由本行合伙人萧文豪律师及梁晴见习律师共同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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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过去二十年，部分香港人移居海外，当中不少定居英国、加拿大、澳洲及其他地区。近年来，随着部分家庭考虑回流香港，一个常常被误解的问题随之浮现：在海外出生的子女，其香港居留权身份究竟如何？
许多家庭以为在海外出生的子女可自动「继承」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但这个假设往往是错误的。真正的出发点是子女出生时的国籍，这通常决定了子女能否依赖中国血统途径取得居留权，还是必须根据非中国人途径获得个人居留资格。在许多情况下，父母可作为永久居民回港居住，但他们的子女却无法循同一途径，而必须先在香港居住多年，方可获得居留权。
一个常见的显著例子是，根据英国国籍甄选计划或后来的英国国民（海外）护照（BN(O)）途径移民英国的家庭。一些留在英国并获得英国公民身份或永久居留权的父母可能认为，由于他们保留了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并且在居留权方面继续被视为中国公民，因此他们在海外出生的子女也享有同样待遇，但事实并非如此。要理解其中的原因，需要仔细研究相关法律框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简称《国籍法》）及关于永久居留权的判例。
法律框架
《基本法》第二十四 ( 二 ) 条规定了香港永久性居民的类别。《入境条例》（第 115 章）（简称《条例》）附表 1 提供了操作架构。就目前而言，以下两条为关键途径：
a. 附表 1 第 2(a)至(c)段下的中国籍人士途径；及
b. 附表 1 第 2(d)段下的非中国籍人士途径。
这两条途径所施加的要求存在实质差异。
中国籍人士途径
对于在海外出生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子女而言，关键条文为附表 1 第
2(c) 段（即血统途径）。此途径的实际吸引力显而易见，因为它毋须满足
居住满七年的要求。然而，此途径仅适用于子女出生时具有中国国籍，且
父母在子女出生时已是香港永久性居民的情况。国籍问题往往是个案成败的关键所在。
海外出生的子女是否具有中国国籍，往往取决于《国籍法》第 5 条。中国国籍父母在海外所生的子女，一般具有中国国籍，除非父母已「定居国外」，且子女在出生时取得外国国籍。入境事务处发布的指引提供了清晰说明：若父母为「海外居民」（例如持有美国绿卡或英国无限期居留许可），而子女在出生时取得外国国籍，则根据《国籍法》第 5 条该子女不具中国国籍，通常无法采用附表1 第 2(c)段的途径，无论父母本身是否继续被视为中国国籍及香港永久性居民。许多家庭只在申请被拒后才发现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附表 1第 2(c)段所关注的，是出生时的状况。父母其后的身份变化，并不能追溯弥补当时的不足。
家庭有时会询问是否可重新审视相关情况，例如透过放弃子女的外国国籍。此类选项因个案事实而异，需要在中国内地寻求专业法律意见。
非中国籍人士途径
若中国籍人士的途径不适用，子女便无法透过父母处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而必须依据附表 1 第 2(d)段符合资格。该段要求申请人在紧接申请前通常居于香港连续七年（累积居住并不足够），并以香港为永久居住地。
通常居住要求
「紧接之前」的规定严格（附表 1 第1(4)(b)段）。正如Fateh Muhammad
v Commissioner of Registration [2001] HKCU 662 案所确立，符合资格的居
住期必须直接延伸至申请日期，在更长时期内累积居住并不足够。
根据《条例》第 2(4)条，某些期间被排除在通常居住之外，因而可能中断连续性。就此而言，Vallejos v Commissioner of Registration [2013] 16 HKCFAR 45 案确认，第 24(2)(4)条下「通常居住」的含义必须结合背景及目的加以诠释，而申请人的入境身份及其居住的性质，均与该分析相关。就外籍家庭佣工的特定情况而言，管限他们入境及逗留的高度限制条件，意味着他们居住的性质是终审法院认定的「本质上与传统意义的『通常居住』相去甚远」，因此不属于第24(2)(4)条的范畴。
然而，暂时离境并不必然中断居住的连续性。《条例》第 2(6)条规定，即使某人暂时离境，也不会仅仅因为其离境的原因、持续时间和频率而丧失通常居住资格。在更复杂的案件中，第 2(6)条能否以及在何种情况下能够维持居住连续性，仍需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仔细考虑。
七年通常居住的要求，不仅在时间上十分严格，就申请人所依赖居住的法律性质而言亦然。在 Nowodzelski v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2018] HKCA295 案中，上诉法庭重申，在居留期限届满后无合法居留权的人士，不能将该期间视为符合附表 1 第 2(d)款规定的「通常居住」。此做法也与 Li Mengzhi v Commissioner of Registration [2024] 2 HKC 330 及其上诉案 [2026] HKCA 246 中对「通常居住」要求的严格执行一致。申请人实际上已在香港居住多年，但其入境被认定为非法，则根据《条例》第 2(4)(a)(i)条，该期间不能计入「通常居住」，因此她无法满足获得永久性居民身份所需的七年通常居住要求。
永久性要求
仅凭通常居住是不足够的。申请人还须符合 Prem Singh 案中确定的永久性要求，即申请人必须已将香港视为其长期居住地，并以与该意图相符的客观事实加以证明（Prem Singh v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2003] 6 HKCFAR 26）。
附表 1 第 3 段列出了评估的相关指标，例如申请人是否通常居于香港、是否有亲属在港、申请人是否有合理的经济来源，以及是否在香港缴纳过税款。虽然没有哪项因素是决定性的，但家庭的「生活中心」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
然而，我们不应将 Prem Singh 案解读为要求申请人必须符合一套僵化的「具体步骤」清单。正如Gutierrez Joseph James v Commissioner of Registration [2015] 1 HKC 案所阐明，永久性的认定既包含主观因素，也包含客观因素，必须在考虑全部证据的基础上作出评估。申请人的行为、周围环境以及为其所作的安排，都可能具有相关性。
结合 Prem Singh 案和 Gutierrez 案的判例，可以得出结论：永久性并非纯粹的形式声明，也不是要求申请人切断所有境外联系的不切实际标准。法庭需要根据具体事实进行评估，以确定香港是否已被真正视为其永久家园。
出生地点为何重要
正如上文分析，出生地对可选择的途径有重大影响。如果父母一方被认定为「定居海外」，而子女在海外出生，则根据《国籍法》第 5 条，子女通常会在出生时便无法循中国血统的途径申请。
两个切实可行的步骤或许能保留一些选择。首先，子女可以在父母取得海外定居身分之前出生，例如在父母持有有时限的 BN(O)或技术工作签证期间出生。其次，家庭可以考虑在香港生育，这样或许能保留附表 1 第2(a) 条规定的资格，或对于父母属于(d)类且未满 21 岁的子女，则可保留第 2(e)条规定的资格。
第 2(e)段值得注意，因为它显示《条例》确实对在香港出生的、父母属于(d)类的子女作出了有限的明确规定。因此，对于在香港以外出生的子女，《条例》没有任何类似的规定，这不太可能是偶然，而是反映了法律体系有意作出区分。
对拒绝决定提出质疑
主要的补救措施，是根据《人事登记条例》（第 177 章）第 3D 条向人事登记审裁处提出上诉。90 天的期限非常严格。审裁处负责裁定居留权的实际资格，而非处长决定的合理性。如果拒绝的决定被视为入境事务处处长的决定，或存在明确的公法错误，则可以申请司法复核，作为次要补救措施。
对执业者而言，策略重点在于尽早确定决定性的法律问题。根据具体情况，这可能包括子女出生时的国籍、父母当时的外国移民身份、第 2(4)条规定的排除期间、是否满足「紧接之前」的要求或是否满足永久居留的要求。案件界定得越精准，相关证据和任何挑战途径便越能聚焦。
实务指引
就第 2(d)段的个案而言，应分别就通常居住及永久性两方面搜集证据。
居住证据应确立连续性；永久性证据则应说明香港是否为家庭真正的生活重心，包括财务及税务联系、家庭居所、就学、医疗保健，以及有时涉及海外联系的维持或终结程度。单凭证明实际在港居住的时间表，本身并不足以满足永久性的要求。反之，仅凭对长期意向的空泛陈述，亦无法弥补居住方面薄弱的事实基础。
若申请人为儿童，则需特别关注Gutierrez 案的原则。证据必须说明父母或监护人代该儿童作出了何种安排，以及最关键的一点：若父母本身的入境身份发生变化，何种安排能确保儿童继续在港居住。这个证据缺口是 Gutierrez 案的核心，在每宗涉及儿童的个案中均应预先考虑。
申请的时机在实务上亦至为重要。申请人应在能够证明其合资格的连续居住期一直延伸至提出申请当日，才提出申请。在符合资格的居住期尚未完成前提早申请，可能令整个申请面对风险。
持有(d)类身份的父母亦应获告知，相同的永久性测试持续适用于他们本身。长期离港及在海外建立稳定生活，根据 Prem Singh 案的原则，可能影响他们本身的身份基础，并对任何受养人签证产生连锁影响。
总结
现行框架的显著特点是：父母可能仍为中国公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而其海外出生的子女却可能无法依赖中国血统途径。若父母可作为永久性居民回港，有些家庭或有理由质疑为何即使子女获合法许可在港逗留，他们仍然必须透过连续七年通常居住才符合资格。这个差异可能产生其他实际后果。例如，前往内地旅行时家庭成员可能受不同的证件制度规管。由此产生的身份差异，其影响可能不仅限于行政上的不便。对于不熟悉此法律领域及实践的人士而言，这种区分可能难以理解。
在法律分析层面，一旦确定子女出生时的国籍及父母在相关时期的海外移民身份，此框架所产生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预见的。这两项事实往往决定了附表 1 第 2(c)段下的中国血统途径是否可用。若不可用，第2(d) 段通常要求申请人透过在紧接申请前连续七年通常在香港居住，并以客观证据支持永久居住。
综合而言，案例法反映了严格而一贯的司法取向。永久性属须根据所有相关情况作客观评估的宪制准则，而七年通常居住要求，则无论在居住期限还是所依赖居住的法律基础上，均严格适用。
随着跨境流动日益成为家庭生活的普遍现象，居留权框架如何适用于香港永久性居民海外出生的子女，仍将是香港移民法中一个持续出现的重要议题。
本文由本行合伙人薛建平律师及见习律师许译之小姐共同撰写。
本文原于香港律师会官方期刊《香港律师》2026年6月号刊登。
背景
2026年4月20日签署的《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的安排》（「新安排」），是跨境争议解决司法史上的变革性里程碑。
新安排打破1999年旧有制度的局限，引入包括电子送达在内的多模态送达选项，并借助数字化方式，简化法院委托送达流程，以应对与日俱增的跨境案件，让司法机制与现代商业数字发展相契合，提升诉讼效率。
历史基础：1999年旧安排与改革的必要性
香港与内地相互送达制度的渊源，可追溯至《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95条，该条文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机关保持司法联系。回归后不久，1999年《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的安排》（「旧安排」）落实由法院委托送达文书，开通两地司法合作的正式渠道。
在旧安排下，送达的行政程序集中，规格甚高。有关送达的请求，由香港高等法院和内地的各高级人民法院互相传递。上述安排提供了稳定的法律基础，但在跨境商业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未免稍欠灵活。从业员送达文书期间屡受延误，成本与程序不确定性因而增加。
在新冠疫情期间，旧安排的局限性愈发明显，单靠实物传递和当面送达的体系渐见过时。实施27年后，旧安排值得全面检讨和升级。新安排通过保留核心的委托送达机制，并增加多元化的送达方式，强化了送达程序，以确保及时有效的送达。
新安排：范围与多模态框架
新安排适用于需要跨境送达的民商事司法文书。第二条对「民商事案件」的定义宽广，涵盖根据任一法域法律具有民商事性质的事项（特例占少数）。所涵盖的诉讼文书类型详尽无遗，确保从业者可以在法律程序的各个阶段（从原诉程序到判决执行）利用本安排。
第三条引入了变革性的多模态送达原则，允许法院委托送达、电子送达、邮寄送达、获授权人送达及公告送达。多模态送达制度的优势有二。
其一，旧安排下只有一种选择（即通过法院送达），而新安排下则有多种送达方式可供选择。
其二，这些送达方式可以并行使用。如果原告人尝试通过多种渠道进行送达，则以最先成功完成送达的方式确定送达日期。这消除了以往「先等待、后失败」的循环，允许当事人寻求启动诉讼的最有效途径。
选项一：电子化支持的法院委托送达
新安排扩展了送达选项，但法院委托送达仍然是司法互助的重要支柱。第四条旨在去中心化，允许最高人民法院在与香港司法机构协商后，授权特定的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直接向香港高等法院委托送达。
第五条及第六条为电子传输和语言定下标准。法院之间以电子方式传输的司法文书，法律效力现与纸质原件同等。为避免程序错误，委托法院在请求送达司法文书时须出具中文委托书。如所涉司法文书为英文或其他语言，则必须附有中文译本。此外，在向香港注册的公司送达时，委托书必须附有从香港公司注册处获取的公司最近期的注册地址的打印本，以确保文书送达至正确的法律实体。
选项二：数字化飞跃——电子送达
新安排的核心在于纳入电子送达。第十四条允许通过传真、电子邮件、移动通讯及其他实时收悉系统进行送达，前提是能够确定收件人是否收到文件。该条款将电子方式引入跨境诉讼的正式法律框架，只要收件人符合以下具体条件之一：(i) 明确同意、(ii) 主动提供用于接收送达的电子地址或 (iii) 以行为表示接受，就可以使用电子送达。电子送达各项具体条件的描述，请参阅表格。
旧安排下通过内地法院进行的亲自送达有时未必成功，现在，电子送达或可发挥作用。此外，电子送达正好针对现今全国流动人口多，民众不再固定于某一特定城市或地址的现实。
选项三至五：其他送达方式
邮寄送达与留置送达
除数字渠道外，新安排亦将邮寄送达和经授权人员的送达规范化，为法院执达员以外的送达方式提供强而有力的替代方案。根据第八条，香港与内地的法院可通过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电子送达、在收件人住所地留置送达以及新安排第十七条规定的公告送达等方式，送达司法文书。
律师事务所或公证机构
第十五条更引入了第三方授权机构送达。内地法院可授权香港律师事务所或注册外地律师事务所在香港进行送达。反之，香港当事人可通过内地律师事务所或公证机构在内地进行送达。当事人无需等待法院间的委托送达，而是可以利用指定的专业人士直接尝试送达，从而便利法律程序并减少送达延误。
公告送达
当所有直接向收件人送达的尝试均告失败时，第十七条容许公告送达。公告送达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这60日的期限是一个标准化的时间框架，即使当事人缺席，法院仍能确认诉讼程序可以推进。根据本行的经验，旧安排下的文书送达时间或超过60天。
法律框架的过渡：送旧迎新
新安排是一项近似条约的协议，需要通过国内法予以实施。在香港，《高等法院规则》第11号命令第5A条规则目前「法院对法院」的硬性送达规定亦需予以修订。
新安排在立法程序完成且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相应的司法解释后，方能生效。过渡期间，旧安排仍然有效。
专业洞见
新安排的发展动态与实施情况，值得法律从业者、企业集团及跨境商业实体密切关注。与此同时，以下事项值得深思。
第一，针对电子送达的各项具体条件，被告人较少自愿提供地址或以行为表示接受送达。因此，原告人事先获得被告人的明确同意至关重要。实际上，合同各方（及其法律代表）如预见或需强制执行该合同，可考虑事先纳入相关条款，纪录双方都明确同意与合同相关的法律文书可透过电子送达。
第二，新安排看来主要惠及原告人（或执行合同的一方），但未必受被告人欢迎。毕竟，新安排缩短了原告人发起诉讼的文书与实际送达或视为送达之间的时长。被告人一旦收到诉讼启动文书（即使是通过电子方式送达），应尽快寻求香港法律意见。
第三，香港本地对香港送达程序中电子送达的适用及要求，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与新安排下的跨境送达程序同步，在立法层面也有讨论。其基本精神在于：香港本地送达程序的可行性与有效性，不亚于跨境送达程序。
无论如何，跨境送达司法文书的成效，对于处理国际贸易与金融中无可避免衍生的复杂争议至关重要。通过协调两个法域的法律机制，新安排减少了程序上的不确定性与障碍，使香港作为仲裁和诉讼地，更具吸引力。
本文由本行合伙人廖柏匡律师及见习律师何芊慧小姐共同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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