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正草案：大湾区律师执业制度常态化
2026年8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正草案，以全国性法律条文明确对大湾区律师制度作出规定，为执业制度常态化提供法律依据，薛冯邝岑律师行表示欢迎与支持。
大湾区律师制度迈向常态化
大湾区执业考试已成功举办五届，目前超过650名港澳法律执业者已通过考试并取得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证，可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办理适用内地法律的部分民商事法律事务。现有试点工作将于2026年10月4日届满，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一直配合司法部、广东省司法厅等机关推动试点工作，争取将大湾区律师制度恒常化。
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均感谢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指出修正案以全国性法律条文明确对大湾区律师制度作出规定，为执业制度常态化开展相关工作提供法律依据。
积极参与大湾区法律建设
本行欢迎并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正草案，将大湾区律师执业制度常态化。
事实上，本行一直积极投身大湾区法律服务建设：
大湾区律师团队：本行共有7名律师在本行任职期间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取得双重执业资格，其中创始合伙人薛建平律师更成为江门市首位注册的大湾区律师。本行管理合伙人梁秉钊律师、资深合伙人萧文豪律师及黄永胜律师、合伙人黄楚盈律师均为粤港澳大湾区律师。
业界权威认可：自《亚洲法律杂志》（ALB）设立「年度大湾区律师行（香港）」奖项以来，薛冯邝岑律师行连续三年入围大奖榜单，更于2025年荣登奖项得主。
深化大湾区交流：近年来，本行积极走访大湾区各城市开展专业交流，参与首届深圳法律服务博览会等活动、拜访多个大湾区市律师协会进行法律交流等，与区内法律界建立紧密合作关系。
立足香港·服务大湾区
薛冯邝岑律师行自1981年创立以来，始终恪守「以客为尊，以专业为本，以高效率为纲」的承诺。凭借在香港普通法体系下的深厚根基，以及在大湾区的前瞻布局，本行将继续善用「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独特优势，协助客户把握大湾区发展机遇，助力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大湾区律师制度恒常化是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为香港法律界提供了长远稳定的发展前景。本行将继续发挥跨境法律服务的丰富经验，为大湾区法治建设贡献力量。
本行于一宗高等法院司法复核案件中，代表建议答辩人，并成功反对申请人申请司法复核的许可以及其关于大学终止学籍决定的实质申请（HCAL 1085/2026）。
请参阅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暂委法官林展程的判决书。
本案由本行管理合伙人梁秉钊律师主理，并由见习律师何芊慧（即将获认许为执业律师）协助。本行常就公法事宜提供法律意见，并在行政程序及司法复核案件中代表当事人。
薛冯邝岑律师行成功为客户在上诉法庭争取到胜诉的判决，该案为香港首次在涉及有争议遗嘱的情况下，审理有关「欺诈性诽谤」的申索：Re The Estate of Ip Chan Kee CACV 116/2025, [2026] HKCA 1443。
上诉法庭史无前例地引用Edwards v Edwards [2007] WTLR 1387第47段的判决，作为处理以欺诈（欺诈性诽谤）为由要求撤销遗嘱处置的处理方式。
主张欺诈性诽谤的一方必须证明：(1) 存在虚假陈述；(2) 该陈述系向立遗嘱人作出；(3) 该陈述系关于现有或潜在受益人的品格；(4) 该陈述的目的在于诱使立遗嘱人改变其遗嘱处置；(5) 陈述者作出陈述时明知其不实，或对其真伪抱持罔顾后果的态度；及 (6) 系争遗嘱完全系因该欺诈性诽谤而作出。
上诉法庭就主张欺诈性诽谤的被告人证明的该六项要素，作出以下裁决：
(1) 上诉法庭维持原审的裁断，认定被告人能履行举证责任，证明次子向已故父亲所作的陈述（「该等陈述」）为虚假。
(2) 该等陈述系向父亲作出，此点并无争议。
(3) 上诉法庭有别于原审法官，裁定该等陈述系关乎长子的品格。
(4) 上诉法庭维持原审法官的裁断，认定被告人能证明该等陈述系以诱使父亲改变其遗嘱处置为特定目的而作出。
(5) 基于 (1)，上诉法庭驳回次子明知该等陈述为虚假的主张；
(6) 上诉法庭拒绝干预原审法官的结论，即父亲的系争遗嘱并未被证明系受欺诈性诽谤所诱使。
本案判决就以下方面确立了具里程碑意义的先例：事实裁断应如何配合相关证据进行分析，以及上诉法庭就欺诈性诽谤的六项关键要素，分别应在何种情况下干预相关的事实裁断。
本案由本行管理合伙人梁秉钊律师主理，黄颖琛高级律师及陈浩明律师协助。薛冯邝岑律师行谨此感谢张天任资深大律师及麦凯淇大律师在本上诉中提供详尽而专业的协助。
在聊天机械人的对话框中输入的提示词，并不会在窗口关闭后消失。提示词其后流向何处、谁可能阅览，并非取决于律师的意图，而是取决于服务供货商的条款。而这些条款，可能关乎法律专业保密权（LPP）能否存续。这项风险在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已不再纯属假设。在UK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AI hallucinations; supervision; Hamid)案[1]中，英国上级审裁处指出，将保密文件上载至诸如ChatGPT等公开可用的AI工具，会令有关资料进入公开领域，从而违反对客户的保密责任并构成放弃法律专业保密权。
香港目前似乎尚无经汇报的判决涉及AI提示词、聊天记录或输出内容中的法律专业保密权问题。然而，AI在法律工作上的应用日益普遍。一条提示词可能载有法律意见、证人证供、诉讼策略、个人资料或商业秘密。当这个问题诉诸香港法庭时，分析未必始于提示词本身，起点可能是提供该工具所依据的条款。
用户通常在注册或持续使用服务时接受这些条款，但条款在日常使用中可能甚少受到关注。就本文而言，关键点在于，这些条款记录了服务供货商可如何处理输入该工具的内容，而这正是保密性分析所要考虑的问题。
仅有主观的保密期望并不足够
根据香港法律，法律专业保密权是《基本法》第三十五条[2]所保障的实体权利，亦是一项毋须与其他利益作权衡的绝对权利。[3]然而，当客户数据被输入消费级AI工具时，争议的重点并非这项权利的宪制地位，而是两个问题。第一，法律专业保密权所依赖的保密性，是否在数据输入该工具时便已丧失。第二，若受法律专业保密权保护的材料确实已被披露，该披露是否构成放弃法律专业保密权；若是，则该放弃是完全放弃还是有限放弃。除非持有人有意放弃，法律专业保密权不会丧失，且不能轻易推断为完全放弃；权利持有人是否放弃以及其任何放弃的范围，应根据整体情况客观评估，尤其是明确或默示传达了何种信息，以及各方必然或理应合理地理解了什么。[4]
该原则在此情境下尤为重要。将客户数据输入消费级的聊天机械人的律师，可能在主观上意图保持完全的保密性。然而，客观来看，该资料是根据该商业供货商的标准条款被传输至该供货商。用户以明示或行为方式接受的这些条款，是证明该数据提供所依据基础的重要证据。因此，这些条款对于上述两个问题——保密性是否丧失，以及任何放弃是有限的还是全面的——可能具有决定性作用。
当数据进入法律咨询过程时
CITIC Pacific Ltd v Secretary for Justice and Commissioner of Police (No 2)[5]一案对预先存在的文件与作为获取法律咨询过程的一部分而产生的数据作出了区分。在日常事务中产生的文件，并不会因为后来被发送给律师而享有法律专业保密权；但为获取法律意见这一主导目的而经处理并以文件形式呈现的信息，则可能构成受保护的法律咨询过程的一部分。
这一区分与AI辅助工作相关。由律师或受监督的法律团队在经批准的企业系统上执行的工作，例如整理文件、编制事件时序表或为出庭大律师归纳事实材料，可能构成该过程的一部分。当同一数据在允许保存、模型训练、人工审阅、第三方路由或海外处理的条款下进入未经批准的工具时，问题就不再是输出内容是否享有法律专业保密权，而是法律专业保密权所依赖的保密性是否在输入时便已丧失。
有限放弃法律专业保密权的标准
一项披露是构成对法律专业保密权的全面放弃，还是仅限于有限范围内放弃，取决于接收方、目的及整体情况。香港承认此有限放弃。在CITIC Pacific Ltd v Secretary for Justice一案中，上诉法庭裁定，为特定监管调查而向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提供的法律专业保密权材料，仅为此目的而披露，对其他任何人而言，法律专业保密权仍获保存[6]。该案的判断取决于个案事实。该披露是向证监会作出的，目的是供其调查之用，法庭在判断放弃是否有限时，综合考虑了周围情况。这些因素为考虑向消费级AI工具的披露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视角。
与消费级AI的对比显而易见。根据适用的条款，相关接收方可能不限于可见的平台营运商，还可能包括关联公司、承包商、审阅人员、分处理方或底层模型供货商。目的也可能超出客户的法律事务，延伸至服务改良、安全审阅、模型训练或其他供货商自身目的。若条款中保留了保存、审阅或继续处理的权利，则可能更难将该披露定性为CITIC Pacific案意义上的有限放弃。律师也无法轻易援引关于无意披露的原则。在按标准条款提供的工具中输入提示词，属故意行为，即使未曾阅读这些条款。该披露是否构成对法律专业保密权的放弃，以及任何放弃的范围，将参照整体情况（包括管理该工具的条款）进行评估。
供货商属辅助工具抑或第三方
并非每一次向第三方的披露都会破坏保密性。法律专业保密权材料通常会经由翻译员、文件处理员及其他仅作为律师工作工具的代理人传递。然而，AI供货商是否属该类别，不能透过模拟来回答，而应由合约及实际部署方式来决定。在经协商的条款下进行的企业级调配或API安排，若附有保密承诺、禁用训练且无人工审阅，则可能更接近普通的服务供货商安排。而保留对输入内容进行保存、训练或审阅权利的消费级条款，则指向相反方向。
英格兰及威尔士高等法庭衡平法庭庭长Colin Birss爵士在2026年关于AI时代法律专业保密权的主旨演讲中也作出了同样的区分。他指出，AI并未改变法律专业保密权问题的法律检验标准，且安全系统可能与公开或第三方系统有所不同。[7]尽管该演讲不具有约束性先例效力，但它具有参考价值，因为它反映了一种司法观点，即分界线在于工具运作所依据的安排，而非技术本身。
律师应在消费级AI条款中核查的内容
截至2026年6月26日，各大平台采取了不同的做法。以下摘要仅供参考。条款会频繁变动，宜每次查阅最新版本。
消费级AI工具、关键数据使用风险
OpenAI – ChatGPT：除非用户主动选择退出，输入内容可能被用于改良模型。[8] 处于「临时聊天」模式的对话不会出现在历史记录中或创建记忆，也不会被用于训练模型。
Anthropic – Claude：如果用户允许将聊天或程序编写会话用于改进Claude，Anthropic表示此类资料可能会被保存长达五年。[9]
Google – Gemini：Gemini明确警告用户不要输入机密信息。经审阅人员审阅的聊天记录可能会被保存长达三年，即使在被删除后也是如此。[10]
Poe 和其他封装平台：Poe说明其聊天机械人由使用大型语言模型的第三方公司提供支持。[11]封装平台可能涉及向第三方模型供货商和开发者传输额外数据，包括聊天内容及上载的照片或文件。
DeepSeek：DeepSeek的私隐政策表明，用户输入、提示词、上载的文件、意见回馈及聊天记录可能被收集，且个人资料可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被处理和储存。[12]
xAI – Grok：xAI的消费级条款规定，已登入用户可以选择是否将用户内容用于产品开发或模型训练，且已删除的用户内容可能需要最多30天才能进入删除队列。[13]
正是由于这些差异，通用的「获批准AI用途」政策并不足够。律师应识别具体的工具、账户类型、设定和允许的使用场境。
管治与委聘关系
监管方向与这种以条款为导向的方法一致。香港律师会2025年的通告[14]及私隐专员关于生成式AI的指引清单[15]均将提示词和输出内容视为一经输入便可能脱离律师行控制的材料，并指引律师行制定内部政策、进行风险评估和实施数据安全控制。然而，这些措施仅涵盖委聘关系中律师行一方的使用。委聘书应同时涵盖双方对AI的使用，因为如果客户独自将同一数据输入不受控制的系统中，律师行的控制措施可能被削弱。
提示词去向何处
当香港首宗案件出现时，决定性问题可能不仅关乎输出内容，更关乎输入内容，即保密性是否在数据输入系统时便已丧失。该问题可能需要参照管理该工具的条款来回答。这些条款决定了提示词的去向——它是否被保存、用于训练、被审阅或被送至别处。CITIC Pacific一系列判例似乎指向在经协商条款下运作的受控环境与在标准条款下运作的消费级工具，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
风险与其说在于技术本身，不如说在于将数据未经管理地将数据披露予并非为维护保密性而设计的系统，而法律意见正正依赖这种保密性。当这种风险成为现实时，起决定性作用的文件可能并非提示词本身，而是发送该提示词时所依据的使用条款。
本文观点为作者个人见解，本文仅为一般性信息，不构成法律意见。
[1] UK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AI hallucinations; supervision; Hamid) [2026] UKUT 81 (IAC) at [21], [60]. 该判决合并审理了两宗案件，第二宗为 R (on the application of Muni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审裁处在讨论第一宗案件时，就保密性和法律专业保密权发表了意见。在该案中，一名顾问曾将客户通讯和内政部的决定函上载至ChatGPT。审裁处还在第[21]段指出，不会将信息置于公开领域的闭源工具，可用于摘要等任务而无此等风险。
[2]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三十五条，该条规定，香港居民有权得到秘密法律咨询、向法庭提起诉讼、选择律师及时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或在法庭上为其代理和获得司法补救。
[3] CITIC Pacific Ltd v Secretary for Justice and Commissioner of Police (No 2) [2016] 1 HKC 157; [2015] 4 HKLRD 20 at [31], [36]–[38];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Florence Tsang Chiu Wing (2014) 17 HKCFAR 739 at [27]–[29]。
[4] CITIC Pacific Ltd v Secretary for Justice [2012] 4 HKC 1 at [52], [56]。
[5] CITIC Pacific Ltd v Secretary for Justice and Commissioner of Police (No 2) [2015] 4 HKLRD 20; [2016] 1 HKC 157 at [42]–[45] and [52]–[54]。
[6] CITIC Pacific Ltd v Secretary for Justice [2012] 4 HKC 1; [2012] 2 HKLRD 701 at [5], [7], [17], [54], [56], [73]–[76]。上诉法庭认可香港法律中的部分放弃法律专业保密权原则，并裁定为特定调查而向证监会披露法律专业保密权文件，并不必然构成对所有其他人士一并放弃法律专业保密权。
[7] 高等法庭衡平法庭庭长Colin Birss爵士，「AI时代的法律专业保密权」，向伦敦金融城律师协会发表的主旨演讲，2026年4月22日。见 https://www.judiciary.uk/speech-by-the-chancellor-of-the-high-court-legal-professional-privilege-in-the-age-of-ai/
[8] OpenAI表示，用户可透过其私隐门户点击「不要基于我的内容进行训练」来选择退出预设训练。见 https://openai.com/policies/how-your-data-is-used-to-improve-model-performance/
[9] Anthropic表示，用户可以选择是否将聊天或程序编写会话用于改进Claude；若用户允许此类使用，数据可被保存长达五年；否则，维持现有的30天保存期。见 https://www.anthropic.com/news/updates-to-our-consumer-terms
[10] Google的Gemini应用私隐中心警告用户，不要输入他们不愿让审阅员看到或不愿让Google用于改进服务的机密信息，并指出部分数据可能被保存长达三年。见 https://support.google.com/gemini/answer/13594961?hl=en
[11] Poe说明其聊天机械人由使用大型语言模型的第三方公司提供支持。见 https://help.poe.com/hc/en-us/articles/19944206309524-Poe-FAQs
[12] DeepSeek的私隐政策称，其可能收集提示词、上载的文件、照片、意见回馈及聊天记录，且个人资料可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被处理和储存。见 https://cdn.deepseek.com/policies/en-US/deepseek-privacy-policy.html
[13] xAI的消费条款进一步表明，用户可在不登入的情况下使用服务，在此情况下且在允许的范围内，用户授予xAI为产品开发和模型训练目的而使用向服务提供的或从服务获取的任何数据的完全权利。见 https://x.ai/legal/terms-of-service
[14] 香港律师会，通告25-824（2025年12月），随附专业弥偿计划风险管理公报第15号《法律实务中的生成式AI——风险与提示》。见 https://www.hklawsoc.org.hk/-/media/HKLS/pub_e/circular/2025/25-824a1.pdf
[15]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雇员使用生成式AI的指引清单》，2025年3月。该清单旨在协助机构制定内部政策或指引，规范雇员在工作中使用生成式AI，同时遵守《个人资料（私隐）条例》。见 https://www.pcpd.org.hk/english/resources_centre/publications/files/guidelines_ai_employees.pdf
本文由本行见习律师许译之撰写，原于香港律师会官方期刊《香港律师》2026年6月号刊登。
令人遗憾的是，随着科技与社交媒体迅速发展，敌对行为在香港及其他地方日益常见。骚扰或不符意愿的行为常被用作实现各种目的的手段，例如前配偶试图挽救关系、债权人企图追收债务，以及竞争对手试图将对方逐出市场。此类敌对行为亦以不同形式出现，例如向受害者打骚扰电话、散播关于受害者的不实言论，以及不请自来地登门造访受害者的住所。
当此类敌对行为越过仅属烦扰的界线，而变成可依据法律起诉时，受害人可向法庭寻求济助。香港现行处理敌对行为的法律框架，是由普通法及成文法衍生的多项诉讼因由拼凑而成。
本文旨在简介与敌对行为相关的若干常见诉讼因由。部分诉讼因由与刑事罪行密切相关。刑事罪行几乎完全由政府提出检控，因此不属本文讨论的范围。
1. 骚扰侵权：重复且不合理的压迫行为
骚扰侵权最近获终审法院在 Sir Elly Kadoorie & Sons Limited v Samantha Jane Bradley [2026] HKCFA 2 一案中确认。
如有人持续以不符意愿的行为、来电或发讯息针对你，该人可能正作出民事骚扰侵权行为。你必须确立以下要素，方能在骚扰侵权申索中胜诉：
如骚扰侵权成立，济助可包括：
公司不能提出骚扰侵权申索，因为申索必须证明申索人遭受精神困扰。然而，针对公司的骚扰往往透过对其雇员施加令人不快的行为来实行，例如向其雇员滥发电邮。在此情况下，公司仍可申请强制令，以禁止针对其在职雇员的骚扰。此权力的理据在于雇主对雇员负有提供安全工作环境的责任。
2. 以非法手段造成损失：藉非法手段干预第三方行为，损害他人经济利益
尽管Sir Elly Kadoorie & Sons Limited 一案裁定公司不能提出骚扰侵权申索，但终审法院认为该案中的公司或可提出「以非法手段造成损失」的侵权申索。
「以非法手段造成损失」的侵权行为，涵盖的情况是：被告人并非直接对你采取行动，而是使用非法手段干预第三方的行为，从而导致你遭受经济损失。
其必要元素如下：
第二项元素中「非法手段」的含义，已在具标志性意义的案例OBG Ltd and Another v Allan and Others [2008] 1 AC 1 中予以考虑。该案中多数意见认为，所使用的非法手段必须是该第三方若因此遭受任何损失时，可独立向被告人提起诉讼的行为（例如欺诈或威胁）。此诠释在香港法院中一贯获得采纳。例如，在 Sir Elly Kadoorie & Sons Limited 一案中，被告人向申索人的雇员发送大量电邮，对申索人作出虚假指控，从而骚扰该等雇员。针对申索人雇员的骚扰行为，赋予了该等雇员就因此所遭受的任何损失向被告人提出申索的独立权利。
在以非法手段造成损失的申索中，胜诉后的主要济助是就被告人的非法干预所导致的损失或损害获得补偿。在合适的案件中，法庭可颁发强制令，禁止被告人日后干预该第三方。
3. 私人滋扰：针对住所的敌对行为
有时，敌对行为会针对受害人的住所。最为人熟知的例子，或许是在债务人住所门口泼洒红漆，作为追讨债项的一种手段。
私人滋扰申索是一项基于你享有自有土地权利的诉因。若要以此提出诉讼，你必须在该土地上拥有法律权益，例如作为业主或租约上列明的承租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涉及针对受害人住所不符意愿的行为。
就敌对行为而言，当被告人作出干扰或妨碍你行使或享有土地所有权或占用权的行为时，你便可提出私人滋扰申索。该干扰必须并非琐碎小事，而须是依据合理人士的标准作判断，对舒适或便利的实质干扰。虽然这本质上属视事实而定的问题，但诸如持续向住所泼漆、具侵略性的到访及敲打家门等行为，至少可争辩属于可诉诸法律的例子。
传统上，要确立私人滋扰申索，被告人必须是原告人的邻居，即被告人应为相邻土地的业主／占用人。具标志性意义的案例 Hunter & Ors v Canary Wharf Ltd [1997] AC 655 指出：「[私人]滋扰是一项保障财产权利的侵权行为。它关乎物业业主或占用人在其自身土地界限内的活动，而该等活动可能损害其他土地业主或占用人的利益。」香港有案例遵循此观点。例如，在 MA (HK) Ltd & Anor v Yeung Yuk Sing (杨育城) & Ors [2017] HKCU 2762 一案中，由于被告人并非相邻土地的业主／占用人，私人滋扰申索被驳回。然而，亦有案例，如 Shen Xing (沈星) v Li Jun (李军) [2014] HKCU 930，在没有此类邻舍关系的情况下，私人滋扰申索仍然胜诉。出现不同结果，可能部分原因在于不同案件中干扰的程度、范围及合理性各异，但这突显了此诉讼因由对于陌生人的干扰，其适用范围可能有限，因此可能亦需依赖其他诉讼因由（例如骚扰侵权）。
私人滋扰的常见补救措施是就滋扰所导致的损失（例如物业价值下跌）获得补偿。在合适的案件中，法庭亦会颁发强制令，禁止相关行为。
4. 侵权恐吓：透过威胁进行胁迫
敌对行为可以采取以非法威胁迫使受害人作出其本不会作出的事情的形式。侵权恐吓的核心课题，在于胁迫你违背意愿行事，对你造成精神损害或金钱损失。
如你拟依赖侵权恐吓提出诉讼，你必须确立以下各项：
如英国上议院在具标志性案例 Rookes v Barnard [1964] AC 1129 中所确认，就第一项元素而言，威胁违反合约足以构成「非法手段」。威胁使用「非法手段」的其他例子包括威胁作出侵权行为、刑事罪行或违反信托。
在侵权恐吓申索成立后，通常会就精神困扰及金钱损失判给赔偿。法庭亦可颁发强制令，禁止被告人继续进行被投诉的威胁行为。如你被胁迫订立合约，你将有权撤销该合约，并恢复至订立合约前的财务状况。
5. 根据特定成文法条文就敌对行为提供的济助
除侵权行为外，成文法亦可在特定情况下，为敌对行为的受害人提供诉讼因由。
《个人资料（私隐）条例》（香港法例第486章）在涉及滥用个人资料的某些案件中可能有所帮助。根据该条例第66条，如因「资料用户」违反该条例下的规定（而该违反规定的行为与其个人资料至少部分相关），导致个人受到情感伤害或金钱损失，该个人可向该「数据用户」就财务或心理损害寻求赔偿。「数据用户」一词在该条例第2条中定义为「独自或联同其他人或与其他人共同控制该等资料的收集、持有、处理或使用的人」。由于赔偿仅可就「数据用户」本身的不当行为向该「数据用户」寻求，其对骚扰案件的适用性有限。
此外，《家庭及同居关系暴力条例》（香港法例第189章）第3、3A及3B条规定，可就特定家庭或同居关系中的骚扰行为受害人，发出强制令以作保障。
6. 结语
倘若你不幸成为敌对行为的受害人，记录存证是你最重要的武器。无论你依赖何种诉因，亦不论你是寻求赔偿、强制令济助，或两者兼得，你都必须证明你所声称不符意愿的行为确实发生。最理想的做法是就有关不符意愿的行为保存书面记录。如涉及骚扰来电，可向你的电讯服务供货商索取相关的电话通话记录。如涉及对你住所的实际干扰，可考虑在门口安装闭路电视，并向管理处作出报告，以便他们记录相关事件。
上述诉讼因由并非详尽无遗。在适当的敌对行为案件中，亦可依赖其他诉因。尽管如此，各诉讼因由往往彼此重迭，基于多项诉因提出申索亦属常见。就敌对行为提出申索时，由于可援引的诉因范围广泛，建议寻求法律意见。
本文由本行合伙人何翘楚律师及见习律师邹尚言先生共同撰写。
免责声明：
本材料仅供一般参考，并不构成薛冯邝岑律师行与任何用户或浏览者之间的法律或其他专业建议，也不构成任何律师与客户的关系。对于依赖本材料中的信息而产生的任何责任，本行概不承责。
薛冯邝岑律师行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律师行，不从事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法律业务，亦不就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法律提供法律意见。本材料中提及任何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法律及做法，仅供一般参考及比较之用，并不构成对该等司法管辖区的法律或做法的任何建议、意见或陈述。
有关离岸信托资产的个人所得税新规定
近年来，设立离岸信托已逐渐成为内地居民个人进行财富管理与资产配置的新趋势。透过这种方式，高净值人士不仅能有效实现风险隔离、资产保护与税务规划，还能为家族成员的长期保障及传承提供更灵活、更具隐私性的专业安排。然而，鉴于财政部税务总局于2026年7月24日发布《关于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的公告》(「该公告」)，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通过离岸信托取得收益属于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所得，因此需要按照该公告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
(1) 该公告的对象
离岸信托
离岸信托是指依照境外法律设立的信托或具有信托功能的其他法律安排，包括不以信托名义设立，实质上具有类似信托功能的境外法律安排。但是，某些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发行的金融产品则不包括在内。
居民个人
取得外国国籍、境外长期或永久居留权，但主要经济利益来源于中国境内的个人，亦可能判定为有住所居民个人。以下规则适用于居民个人：
(a) 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需要以财产装入时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按照「财产转让所得」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
(b) 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等在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无论是否实际分配，均需要以该居民个人为纳税人，按照「财产转让所得」或「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及
(c) 居民个人亦需要就从非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取得的分配所得，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
非居民个人
非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将被视同个人转让财产，就其取得来源于境内的财产转让所得，以财产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按照财产转让所得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
但是，如果居民个人和非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同一离岸信托，则视为全部由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而不用理会其是否来源于境内。
(2) 追缴年限
该公告自发布之日(即2026年7月24日起)实施。然而，该公告亦明确表明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存在追缴年限。
对于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自2026年1月1日起，居民个人需要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而且，居民个人在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产生的应缴未缴个人所得税，以及非居民个人在2023年1月1日至2026年7月24日期间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产生的应缴未缴个人所得税，亦应在2026年7月24日起计90日内申报缴纳。但是，要注意的是该公告明确地表明如应缴未缴个人所得税金额较大，税务机关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延长追缴年限。
对于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自2026年1月1日起，居民个人需要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于2026年1月1日前，有关居民个人离岸信托的收益，不区分所得项目，居民个人亦需要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在2026年7月24日起计90日内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居民个人亦需要就从非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于存续期间分配给居民个人的所得，在2026年7月24日起计90日内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
在上述90日申报补缴窗口期完成申报补缴可免加收滞纳金。如任何人未在限期内缴纳个人所得税，税务机关将会加收滞纳金，有关滞纳金的年化利率高达约18.25%。
(3) 该公告之影响
实时申报缴纳及追缴年限
由该公告自发布之日实时实施，并规定需要在90日的申报补缴窗口期内就追缴年限内的应缴未缴个人所得税申报缴纳。对于在2023年1月1日或之后将财产装入的离岸信托，以及对于2026年1月1日前产生收益的离岸信托，有关个人及管理团队需要实时把离岸信托财产及收益疏理清楚，以便及时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避免税务机关追缴、加收滞纳金、或实施罚款。如应缴未缴个人所得税金额较大，税务机关亦可能延长追缴年限。
分期缴税
税务机关可容许申请分期缴税。由于新规附有追缴年限，有关应缴未缴个人所得税金额可能较大。对按照税法规定申报后缴税存在困难的，经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可以在5年内分期均匀缴纳税款。
将设立的新离岸信托
总括而言，随着内地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新规的正式落地，任何新设立的离岸信托架构都必须将个人所得税纳入核心考虑。无论是将资产装入信托时产生的财产转让所得，或是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各项收益，税务合规性与相应的税负成本已成为决定跨境财富管理架构可行性的关键要素。
关于对离岸保单收益新征税的报导
对于寻求全球资产多元化配置及财务保障的中国内地居民而言，香港一直是主要的离岸财富管理门户，提供包括保险在内的各类财富管理产品。然而，据财新及其他媒体报道，中国内地税务部门已开始对离岸保险（包括香港保险）产生的收益征收个人所得税。
据报道，北京和杭州的税务部门已开始对香港保险产品的收益－包括股息派发及预缴保费产生的利息－以20%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由于「共同申报准则」（CRS）的实施及相关所有权信息的共享，税务部门得以进行此类征税工作。此类税收措施可能对已购买离岸保险的内地居民以及高度依赖内地居民客户的保险公司产生不利影响，因为相关收益将明确面临20%的征税，从而削弱了此类离岸保险产品的收益优势。
尽管这项新税措施带来的影响不如市场所担心的全面禁止购买离岸保险一样严重，但结合近期针对离岸信托资产的税收规定，针对离岸保险收益征税的举措之报导表明，中国内地政府正不断加强对离岸资本及投资的监管，税收对投资收益的影响也日益显著。因此，财富管理各方需要密切关注政府未来可能采取的其他行动，并在采取任何财富管理与投资行动之前考虑此类措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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