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行欣然宣布，庄卓男律师及黄颖琛律师将于2026年7月1日起晋升高级律师。
两位律师均以见习律师身份加入本行，在取得执业律师资格后继续留任，并持续展现出卓越的法律服务水平及专业质素。
庄律师的执业范畴主要为就资本市场、企业融资、上市公司监管合规、并购交易、一般公司及商业事务等事宜提供法律意见。庄律师在为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及GEM上市发行人提供公司及交易事务咨询方面拥有丰富经验。庄律师亦协助香港上市公司及其董事、股东处理公开收购、披露责任，以及其他涉及《收购守则》和《证券及期货条例》的合规事宜。此外，庄律师亦为不同行业的上市及私人公司、法定机构、慈善组织及高净值人士就各类一般商业事务提供法律咨询，当中包括就公开与非公开并购、公司重组、设立合资企业以及一般商业合约等事宜提供法律意见。
黄律师的主要执业领域包括婚姻家事法、土地及物业法、遗产争议、债务追偿及商业纠纷。黄律师处理多种类型的民事诉讼案件，涉及合同纠纷、破产及清盘、诽谤、逆权侵占、人身伤害、租赁纠纷、诈骗、股东争议等，同时亦经常处理涉及子女抚养争议的较为敏感的离婚及分居案件。黄律师在处理欺诈相关事宜方面亦具经验，并就紧急禁制令以冻结对方银行账户提供法律意见。在资产追踪与追讨方面，黄律师与中国内地、英国及新西兰等司法管辖区的法律专业人士及调查员紧密协作。黄律师深知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 (ADR) 的重要性，始终秉持开放态度支持客户探索调解等成本效益更优的纠纷解决途径，并具备充足能力协助客户尝试通过此类方式实现最佳争议解决方案。
本行在此祝贺庄卓男律师及黄颖琛律师晋升高级律师。
薛冯邝岑律师行欣然宣布，本行客户在 Choi Wan Sheung Nancy v Choi Si Ming Danny and Another [2026] HKCA 997 一案中，于上诉法院获得胜诉。2026年6月12日，上诉法庭驳回被告人上诉，维持原讼法庭有利于本行客户（即该案第一原告人）的判决。
该纠纷源于双方已故母亲的遗产管理事宜，涉及被告人出售红磡的一项物业（「红磡物业」）以及铜锣湾一项物业（「铜锣湾物业」）的实益拥有权等事项。被告人作为遗产执行人，声称其已获得本行客户及其他受益人在遗产中的权益，且本行客户是代其持有铜锣湾物业的权益。
在原审阶段，原讼法庭驳回了被告人的申索。法庭认定被告人以低于市场价值的价格出售红磡物业，违反了其作为遗嘱执行人的职责，并命令其赔偿本行客户——即销售价与市场价差额的五分之一份额。法庭同时宣告，铜锣湾物业的实益权益应根据各方的出资比例进行分配，其中本行客户有权享有 72.2105% 的实益权益。
在上诉阶段，上诉法院采纳了本行客户的立场，驳回了被告人的上诉。法庭裁定，其没有恰当依据干预原审法官的事实认定及可信性评估，且原讼法庭完全有理由拒绝被告人关于其已获得本行客户及其他受益人权益的主张，以及其声称单独拥有铜锣湾物业实益权益的要求。上诉法院还判令被告人承担本次上诉的讼费。
这一结果是对本行客户在一场旷日持久的家族与遗产纠纷中权利的有力认可。本案亦彰显了本行在处理具争议性的遗嘱认证、信托、物业及上诉案件（包括涉及遗产执行人职责、实益拥有权及复杂事实问题的案件等）方面的丰富经验。
本案为对原审判决不服的诉讼当事人提供了一个及时的提醒：上诉并非重审，也不是轻易推翻原审法官事实认定的另一条开放通道。正如高等法院上诉法庭法官周家明所述，原审应该是诉讼过程中的「主要事件」，而不是「一次中途尝试」。上诉法院一般对原审法官的事实认定和可信性评估给予充分的尊重，因为其拥有上诉法院所不具备的独特的「耳闻目睹」优势以及对案件整体的熟悉程度。试图另辟蹊径轻易推翻原审法官的事实裁决，只会徒劳无功、浪费司法资源。
本案由本行顾问谭伟才律师及合伙人黄楚盈律师主理，并由黄颖琛律师及林晋烨律师协助。本行亦借此机会感谢大律师陈硕桦全程提供全面而有力的协助。
判决全文可查阅：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ju/ju_frame.jsp?DIS=181798&currpage=T.
本行近期与美国一家律师事务所合作，成功解决了一起涉及跨国企业的知识产权索偿案件。
该争议源于某跨国企业提起诉讼，指控其香港办事处的一名前核心人员（以及其他相关方）涉嫌侵犯版权及泄露商业秘密。由于相关协议受特拉华州法律管辖，本行协助客户透过本行的「国际律师网络」（ILN）委任了一名特拉华州律师，并提供法律支持，由该律师在美国诉讼程序中代理案件，包括提供法律意见、参与庭外谈判以及全程跟进。
本行在知识产权诉讼及非诉讼业务领域素来实力雄厚，经验丰富。早在 1997 年，本行就递交了香港首件注册外观设计、首件短期专利及首件标准专利申请。本行就知识产权的权利初始策略、品牌塑造、起草、申请、审查、异议及撤销等各环节提供法律意见。作为一家提供全面服务的律师行，本行结合其在知识产权业务与争议解决领域的专长，亦能游刃有余地协助处理各类知识产权争议。
知识产权争议通常具有跨司法管辖区的性质。本行是「国际律师网络」（ILN）的成员，该网络是一个由全球 91 家优质独立律师行组成的协会，代表全球超过 5,000 名律师。透过这一网络，本行能够迅速、顺畅地对接全球顶尖的专业法律顾问，确保为跨司法管辖区的法律事务提供全面、无缝衔接的法律支持。
引言
过去二十年，部分香港人移居海外，当中不少定居英国、加拿大、澳洲及其他地区。近年来，随着部分家庭考虑回流香港，一个常常被误解的问题随之浮现：在海外出生的子女，其香港居留权身份究竟如何？
许多家庭以为在海外出生的子女可自动「继承」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但这个假设往往是错误的。真正的出发点是子女出生时的国籍，这通常决定了子女能否依赖中国血统途径取得居留权，还是必须根据非中国人途径获得个人居留资格。在许多情况下，父母可作为永久居民回港居住，但他们的子女却无法循同一途径，而必须先在香港居住多年，方可获得居留权。
一个常见的显著例子是，根据英国国籍甄选计划或后来的英国国民（海外）护照（BN(O)）途径移民英国的家庭。一些留在英国并获得英国公民身份或永久居留权的父母可能认为，由于他们保留了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并且在居留权方面继续被视为中国公民，因此他们在海外出生的子女也享有同样待遇，但事实并非如此。要理解其中的原因，需要仔细研究相关法律框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简称《国籍法》）及关于永久居留权的判例。
法律框架
《基本法》第二十四 ( 二 ) 条规定了香港永久性居民的类别。《入境条例》（第 115 章）（简称《条例》）附表 1 提供了操作架构。就目前而言，以下两条为关键途径：
a. 附表 1 第 2(a)至(c)段下的中国籍人士途径；及
b. 附表 1 第 2(d)段下的非中国籍人士途径。
这两条途径所施加的要求存在实质差异。
中国籍人士途径
对于在海外出生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子女而言，关键条文为附表 1 第
2(c) 段（即血统途径）。此途径的实际吸引力显而易见，因为它毋须满足
居住满七年的要求。然而，此途径仅适用于子女出生时具有中国国籍，且
父母在子女出生时已是香港永久性居民的情况。国籍问题往往是个案成败的关键所在。
海外出生的子女是否具有中国国籍，往往取决于《国籍法》第 5 条。中国国籍父母在海外所生的子女，一般具有中国国籍，除非父母已「定居国外」，且子女在出生时取得外国国籍。入境事务处发布的指引提供了清晰说明：若父母为「海外居民」（例如持有美国绿卡或英国无限期居留许可），而子女在出生时取得外国国籍，则根据《国籍法》第 5 条该子女不具中国国籍，通常无法采用附表1 第 2(c)段的途径，无论父母本身是否继续被视为中国国籍及香港永久性居民。许多家庭只在申请被拒后才发现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附表 1第 2(c)段所关注的，是出生时的状况。父母其后的身份变化，并不能追溯弥补当时的不足。
家庭有时会询问是否可重新审视相关情况，例如透过放弃子女的外国国籍。此类选项因个案事实而异，需要在中国内地寻求专业法律意见。
非中国籍人士途径
若中国籍人士的途径不适用，子女便无法透过父母处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而必须依据附表 1 第 2(d)段符合资格。该段要求申请人在紧接申请前通常居于香港连续七年（累积居住并不足够），并以香港为永久居住地。
通常居住要求
「紧接之前」的规定严格（附表 1 第1(4)(b)段）。正如Fateh Muhammad
v Commissioner of Registration [2001] HKCU 662 案所确立，符合资格的居
住期必须直接延伸至申请日期，在更长时期内累积居住并不足够。
根据《条例》第 2(4)条，某些期间被排除在通常居住之外，因而可能中断连续性。就此而言，Vallejos v Commissioner of Registration [2013] 16 HKCFAR 45 案确认，第 24(2)(4)条下「通常居住」的含义必须结合背景及目的加以诠释，而申请人的入境身份及其居住的性质，均与该分析相关。就外籍家庭佣工的特定情况而言，管限他们入境及逗留的高度限制条件，意味着他们居住的性质是终审法院认定的「本质上与传统意义的『通常居住』相去甚远」，因此不属于第24(2)(4)条的范畴。
然而，暂时离境并不必然中断居住的连续性。《条例》第 2(6)条规定，即使某人暂时离境，也不会仅仅因为其离境的原因、持续时间和频率而丧失通常居住资格。在更复杂的案件中，第 2(6)条能否以及在何种情况下能够维持居住连续性，仍需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仔细考虑。
七年通常居住的要求，不仅在时间上十分严格，就申请人所依赖居住的法律性质而言亦然。在 Nowodzelski v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2018] HKCA295 案中，上诉法庭重申，在居留期限届满后无合法居留权的人士，不能将该期间视为符合附表 1 第 2(d)款规定的「通常居住」。此做法也与 Li Mengzhi v Commissioner of Registration [2024] 2 HKC 330 及其上诉案 [2026] HKCA 246 中对「通常居住」要求的严格执行一致。申请人实际上已在香港居住多年，但其入境被认定为非法，则根据《条例》第 2(4)(a)(i)条，该期间不能计入「通常居住」，因此她无法满足获得永久性居民身份所需的七年通常居住要求。
永久性要求
仅凭通常居住是不足够的。申请人还须符合 Prem Singh 案中确定的永久性要求，即申请人必须已将香港视为其长期居住地，并以与该意图相符的客观事实加以证明（Prem Singh v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2003] 6 HKCFAR 26）。
附表 1 第 3 段列出了评估的相关指标，例如申请人是否通常居于香港、是否有亲属在港、申请人是否有合理的经济来源，以及是否在香港缴纳过税款。虽然没有哪项因素是决定性的，但家庭的「生活中心」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
然而，我们不应将 Prem Singh 案解读为要求申请人必须符合一套僵化的「具体步骤」清单。正如Gutierrez Joseph James v Commissioner of Registration [2015] 1 HKC 案所阐明，永久性的认定既包含主观因素，也包含客观因素，必须在考虑全部证据的基础上作出评估。申请人的行为、周围环境以及为其所作的安排，都可能具有相关性。
结合 Prem Singh 案和 Gutierrez 案的判例，可以得出结论：永久性并非纯粹的形式声明，也不是要求申请人切断所有境外联系的不切实际标准。法庭需要根据具体事实进行评估，以确定香港是否已被真正视为其永久家园。
出生地点为何重要
正如上文分析，出生地对可选择的途径有重大影响。如果父母一方被认定为「定居海外」，而子女在海外出生，则根据《国籍法》第 5 条，子女通常会在出生时便无法循中国血统的途径申请。
两个切实可行的步骤或许能保留一些选择。首先，子女可以在父母取得海外定居身分之前出生，例如在父母持有有时限的 BN(O)或技术工作签证期间出生。其次，家庭可以考虑在香港生育，这样或许能保留附表 1 第2(a) 条规定的资格，或对于父母属于(d)类且未满 21 岁的子女，则可保留第 2(e)条规定的资格。
第 2(e)段值得注意，因为它显示《条例》确实对在香港出生的、父母属于(d)类的子女作出了有限的明确规定。因此，对于在香港以外出生的子女，《条例》没有任何类似的规定，这不太可能是偶然，而是反映了法律体系有意作出区分。
对拒绝决定提出质疑
主要的补救措施，是根据《人事登记条例》（第 177 章）第 3D 条向人事登记审裁处提出上诉。90 天的期限非常严格。审裁处负责裁定居留权的实际资格，而非处长决定的合理性。如果拒绝的决定被视为入境事务处处长的决定，或存在明确的公法错误，则可以申请司法复核，作为次要补救措施。
对执业者而言，策略重点在于尽早确定决定性的法律问题。根据具体情况，这可能包括子女出生时的国籍、父母当时的外国移民身份、第 2(4)条规定的排除期间、是否满足「紧接之前」的要求或是否满足永久居留的要求。案件界定得越精准，相关证据和任何挑战途径便越能聚焦。
实务指引
就第 2(d)段的个案而言，应分别就通常居住及永久性两方面搜集证据。
居住证据应确立连续性；永久性证据则应说明香港是否为家庭真正的生活重心，包括财务及税务联系、家庭居所、就学、医疗保健，以及有时涉及海外联系的维持或终结程度。单凭证明实际在港居住的时间表，本身并不足以满足永久性的要求。反之，仅凭对长期意向的空泛陈述，亦无法弥补居住方面薄弱的事实基础。
若申请人为儿童，则需特别关注Gutierrez 案的原则。证据必须说明父母或监护人代该儿童作出了何种安排，以及最关键的一点：若父母本身的入境身份发生变化，何种安排能确保儿童继续在港居住。这个证据缺口是 Gutierrez 案的核心，在每宗涉及儿童的个案中均应预先考虑。
申请的时机在实务上亦至为重要。申请人应在能够证明其合资格的连续居住期一直延伸至提出申请当日，才提出申请。在符合资格的居住期尚未完成前提早申请，可能令整个申请面对风险。
持有(d)类身份的父母亦应获告知，相同的永久性测试持续适用于他们本身。长期离港及在海外建立稳定生活，根据 Prem Singh 案的原则，可能影响他们本身的身份基础，并对任何受养人签证产生连锁影响。
总结
现行框架的显著特点是：父母可能仍为中国公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而其海外出生的子女却可能无法依赖中国血统途径。若父母可作为永久性居民回港，有些家庭或有理由质疑为何即使子女获合法许可在港逗留，他们仍然必须透过连续七年通常居住才符合资格。这个差异可能产生其他实际后果。例如，前往内地旅行时家庭成员可能受不同的证件制度规管。由此产生的身份差异，其影响可能不仅限于行政上的不便。对于不熟悉此法律领域及实践的人士而言，这种区分可能难以理解。
在法律分析层面，一旦确定子女出生时的国籍及父母在相关时期的海外移民身份，此框架所产生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预见的。这两项事实往往决定了附表 1 第 2(c)段下的中国血统途径是否可用。若不可用，第2(d) 段通常要求申请人透过在紧接申请前连续七年通常在香港居住，并以客观证据支持永久居住。
综合而言，案例法反映了严格而一贯的司法取向。永久性属须根据所有相关情况作客观评估的宪制准则，而七年通常居住要求，则无论在居住期限还是所依赖居住的法律基础上，均严格适用。
随着跨境流动日益成为家庭生活的普遍现象，居留权框架如何适用于香港永久性居民海外出生的子女，仍将是香港移民法中一个持续出现的重要议题。
本文由本行合伙人薛建平律师及见习律师许译之小姐共同撰写。
本文原于香港律师会官方期刊《香港律师》2026年6月号刊登。
背景
2026年4月20日签署的《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的安排》（「新安排」），是跨境争议解决司法史上的变革性里程碑。
新安排打破1999年旧有制度的局限，引入包括电子送达在内的多模态送达选项，并借助数字化方式，简化法院委托送达流程，以应对与日俱增的跨境案件，让司法机制与现代商业数字发展相契合，提升诉讼效率。
历史基础：1999年旧安排与改革的必要性
香港与内地相互送达制度的渊源，可追溯至《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95条，该条文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机关保持司法联系。回归后不久，1999年《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的安排》（「旧安排」）落实由法院委托送达文书，开通两地司法合作的正式渠道。
在旧安排下，送达的行政程序集中，规格甚高。有关送达的请求，由香港高等法院和内地的各高级人民法院互相传递。上述安排提供了稳定的法律基础，但在跨境商业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未免稍欠灵活。从业员送达文书期间屡受延误，成本与程序不确定性因而增加。
在新冠疫情期间，旧安排的局限性愈发明显，单靠实物传递和当面送达的体系渐见过时。实施27年后，旧安排值得全面检讨和升级。新安排通过保留核心的委托送达机制，并增加多元化的送达方式，强化了送达程序，以确保及时有效的送达。
新安排：范围与多模态框架
新安排适用于需要跨境送达的民商事司法文书。第二条对「民商事案件」的定义宽广，涵盖根据任一法域法律具有民商事性质的事项（特例占少数）。所涵盖的诉讼文书类型详尽无遗，确保从业者可以在法律程序的各个阶段（从原诉程序到判决执行）利用本安排。
第三条引入了变革性的多模态送达原则，允许法院委托送达、电子送达、邮寄送达、获授权人送达及公告送达。多模态送达制度的优势有二。
其一，旧安排下只有一种选择（即通过法院送达），而新安排下则有多种送达方式可供选择。
其二，这些送达方式可以并行使用。如果原告人尝试通过多种渠道进行送达，则以最先成功完成送达的方式确定送达日期。这消除了以往「先等待、后失败」的循环，允许当事人寻求启动诉讼的最有效途径。
选项一：电子化支持的法院委托送达
新安排扩展了送达选项，但法院委托送达仍然是司法互助的重要支柱。第四条旨在去中心化，允许最高人民法院在与香港司法机构协商后，授权特定的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直接向香港高等法院委托送达。
第五条及第六条为电子传输和语言定下标准。法院之间以电子方式传输的司法文书，法律效力现与纸质原件同等。为避免程序错误，委托法院在请求送达司法文书时须出具中文委托书。如所涉司法文书为英文或其他语言，则必须附有中文译本。此外，在向香港注册的公司送达时，委托书必须附有从香港公司注册处获取的公司最近期的注册地址的打印本，以确保文书送达至正确的法律实体。
选项二：数字化飞跃——电子送达
新安排的核心在于纳入电子送达。第十四条允许通过传真、电子邮件、移动通讯及其他实时收悉系统进行送达，前提是能够确定收件人是否收到文件。该条款将电子方式引入跨境诉讼的正式法律框架，只要收件人符合以下具体条件之一：(i) 明确同意、(ii) 主动提供用于接收送达的电子地址或 (iii) 以行为表示接受，就可以使用电子送达。电子送达各项具体条件的描述，请参阅表格。
旧安排下通过内地法院进行的亲自送达有时未必成功，现在，电子送达或可发挥作用。此外，电子送达正好针对现今全国流动人口多，民众不再固定于某一特定城市或地址的现实。
选项三至五：其他送达方式
邮寄送达与留置送达
除数字渠道外，新安排亦将邮寄送达和经授权人员的送达规范化，为法院执达员以外的送达方式提供强而有力的替代方案。根据第八条，香港与内地的法院可通过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电子送达、在收件人住所地留置送达以及新安排第十七条规定的公告送达等方式，送达司法文书。
律师事务所或公证机构
第十五条更引入了第三方授权机构送达。内地法院可授权香港律师事务所或注册外地律师事务所在香港进行送达。反之，香港当事人可通过内地律师事务所或公证机构在内地进行送达。当事人无需等待法院间的委托送达，而是可以利用指定的专业人士直接尝试送达，从而便利法律程序并减少送达延误。
公告送达
当所有直接向收件人送达的尝试均告失败时，第十七条容许公告送达。公告送达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这60日的期限是一个标准化的时间框架，即使当事人缺席，法院仍能确认诉讼程序可以推进。根据本行的经验，旧安排下的文书送达时间或超过60天。
法律框架的过渡：送旧迎新
新安排是一项近似条约的协议，需要通过国内法予以实施。在香港，《高等法院规则》第11号命令第5A条规则目前「法院对法院」的硬性送达规定亦需予以修订。
新安排在立法程序完成且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相应的司法解释后，方能生效。过渡期间，旧安排仍然有效。
专业洞见
新安排的发展动态与实施情况，值得法律从业者、企业集团及跨境商业实体密切关注。与此同时，以下事项值得深思。
第一，针对电子送达的各项具体条件，被告人较少自愿提供地址或以行为表示接受送达。因此，原告人事先获得被告人的明确同意至关重要。实际上，合同各方（及其法律代表）如预见或需强制执行该合同，可考虑事先纳入相关条款，纪录双方都明确同意与合同相关的法律文书可透过电子送达。
第二，新安排看来主要惠及原告人（或执行合同的一方），但未必受被告人欢迎。毕竟，新安排缩短了原告人发起诉讼的文书与实际送达或视为送达之间的时长。被告人一旦收到诉讼启动文书（即使是通过电子方式送达），应尽快寻求香港法律意见。
第三，香港本地对香港送达程序中电子送达的适用及要求，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与新安排下的跨境送达程序同步，在立法层面也有讨论。其基本精神在于：香港本地送达程序的可行性与有效性，不亚于跨境送达程序。
无论如何，跨境送达司法文书的成效，对于处理国际贸易与金融中无可避免衍生的复杂争议至关重要。通过协调两个法域的法律机制，新安排减少了程序上的不确定性与障碍，使香港作为仲裁和诉讼地，更具吸引力。
本文由本行合伙人廖柏匡律师及见习律师何芊慧小姐共同撰写。
免责声明：
本材料仅供一般参考，并不构成薛冯邝岑律师行与任何用户或浏览者之间的法律或其他专业建议，也不构成任何律师与客户的关系。对于依赖本材料中的信息而产生的任何责任，本行概不承责。
薛冯邝岑律师行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律师行，不从事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法律业务，亦不就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法律提供法律意见。本材料中提及任何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法律及做法，仅供一般参考及比较之用，并不构成对该等司法管辖区的法律或做法的任何建议、意见或陈述。
引言
在某些司法管辖区，已婚人士在进行股份交易时，可能会被要求做一件在香港相对不常见的事——提供配偶签署的同意书。在中国大陆、美国一些共同财产州等司法管辖区，某些婚前及／或婚后取得的资产可能被视为夫妻共同拥有的财产。若个人买卖股份，其配偶后来（例如在离婚时）对股份主张权利，便会出现拥有权争议。为减低此类风险，有些司法管辖区发展出要求卖方配偶提供书面同意、放弃股份中任何权益的做法。
这一做法在香港又是否适用？本文将以买卖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股份为背景，探讨这个问题。
香港的婚姻财产制度为何？
分别财产制
香港基本上实行分别财产制。根据《已婚者地位条例》（香港法例第182章）第4(1)条，已婚女性在结婚时或婚后所拥有的财产，均全归其本人所拥有，犹如未婚时一样，并可据此而予以处置。该条废除了普通法的「夫妻一体」原则——在该原则下，已婚女性的法律身份与丈夫者合并，丈夫会取得妻子在结婚时或婚后所获得的所有财产。因此，在香港，无论财产是在婚前还是婚后取得，夫妻双方均各自拥有并可自由处置。
离婚后的财产分配
当婚姻破裂时，财产分配的问题便会出现。在离婚诉讼中，法院会先确定可供分配的婚姻财产范围，然后决定如何在配偶之间公平分配。法院有权作出财产调整令，命令将财产（例如股份）从一方转移给另一方，亦可作出其他命令。若配偶双方已签署婚前或婚后协议，约定离婚时如何分配财产，则法院会根据案件的所有情况给予该协议适当的比重，但协议并不具法律约束力。
股份转让在法律上是否需要配偶同意方为有效？
如上所述，已婚人士可以将财产（包括现金和股份）作为其个人资产持有并独立进行处置。因此，买卖双方均无需取得其配偶同意，股份转让即为合法有效。然而，如果卖方的配偶拥有股份的实益权益（如卖方是以代名人／受托人的身份为配偶持有股份），则解决方法并非取得配偶同意，而是让实益拥有人成为交易以及相关交易文件的一方。
一方的离婚会否推翻已完成的交易（或令即将完成的交易告吹）？
尽管香港实行分别财产制，在技术上，离婚仍可能为已经或即将完成的并购交易蒙上阴影。这是因为根据《婚姻法律程序与财产条例》（第192章）第17条，若任何一方配偶转让资产意图令另一方的婚姻财产申索失败，法院有权撤销该项转让。
《婚姻法律程序与财产条例》第17条如何运作
如果婚姻的任何一方已经或即将作出财产处置（例如股份转让或支付买价），意图令另一方要求经济给养的申索失败，则法院可作出命令，撤销该项处置或制止该项处置发生。如果该项处置（i）在提出第17条申请之前的3年内发生或（ii）即将发生，则只要法院信纳该项处置已令或会令另一方要求经济给养的申索失败，即可推定怀有令申索失败的意图。
在一般情况下风险颇低
虽然理论上，每宗股份买卖都可能因对手方离婚而受到上述第17条挑战，但对于大多数基于各自独立利益而作出的交易而言，被撤销的风险偏低：
何时应考虑取得配偶同意？
应提高警觉之时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交易一方可能需要进行查讯。例如：
在此类情况下，应在进行交易前就是否需要取得对手方的配偶同意书或弃权声明书寻求法律意见。
配偶同意的效力与限制
对手方配偶签署的同意书或弃权声明书不太可能剥夺家事法院的管辖权，或完全阻止配偶根据《婚姻法律程序与财产条例》第17条对交易提出挑战。尽管如此，如有证据显示交易是在配偶同意下进行，则配偶日后主张该交易旨在令经济给养申索失败，将变得更加困难。就基于归复信托而作出的申索而言，这亦有助确立买方为「付出价值且不知情的真诚购买人（bona fide purchaser for value without notice）」（又称「equity’s darling」），增强其抗辩理由。
并购交易中的标准保障措施
需要对手方提供配偶同意的情况预计相对罕见。在香港，于并购交易中提出此类要求并非惯常做法。在不存在上述警示信号的情况下，要求对手方提供由其配偶签署、内容预视婚姻破裂及财产分配的文件，可能会被视为不合理，甚至会冒犯对方。
对于买方而言，除了进行必要的法律尽职调查外，标准的保障措施是要求卖方就其对股份拥有妥善的所有权、不受任何第三方权益影响提供惯常的保证和弥偿保证。买方可以就卖方违反保证提出申索及／或寻求卖方弥偿。
对于担心买方支付能力的卖方而言，常见的解决方法是要求具备足够财务实力的个人或实体提供担保，或以其他资产作为抵押。
如果对手方的婚姻居籍是在另一司法管辖区，情况是否会有所不同？
香港就财产的设立和转让遵循「物之所在地法」原则：一般而言，交易的效力及后果受目标财产所在地法律管辖。就香港公司的股份而言，其转让应受香港法律管辖，并遵循香港法律规定的法律手续，而香港法律并不要求交易双方取得任何配偶同意。
然而，如果对手方与香港并无任何或充分的联系，则可能会引起其他方面的考虑。例如，若对手方其后违反买卖协议，但在香港没有其他资产，也没有提供任何抵押品，则守约方可能需要或选择针对对手方的境外资产执行香港判决。若对手方的配偶根据外地的婚姻财产制度享有该等境外资产的权益，香港法院作出的判决能否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在当地执行，均存在不确定性。在此情况下，应在香港及相关司法管辖区寻求法律意见。有见及此，如对交易对手方履行合约义务或在违约时履行香港判决的能力存有任何重大疑问，可考虑是否需要其他解决方案，例如预先取得担保、抵押品，或者是对手方配偶同意可对境外资产强制执行的事先同意。
总结
虽然在某些司法管辖区，进行商业交易时取得对手方配偶同意可能属惯常做法，惟香港并购交易一般无此要求和做法。然而，在特定情况下，例如像上文所述，股份交易的价格远低于一般价值、已知对手方曾以配偶资金收购目标公司，或其配偶为提升公司价值作出了贡献，则应寻求法律意见以减低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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