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馮鄺岑律師行欣然宣佈，本行客戶在 Choi Wan Sheung Nancy v Choi Si Ming Danny and Another [2026] HKCA 997 一案中，於上訴法院獲得勝訴。2026年6月12日，上訴法庭駁回被告人上訴，維持原訟法庭有利於本行客戶（即該案第一原告人）的判決。
該糾紛源於雙方已故母親的遺產管理事宜，涉及被告人出售紅磡的一項物業（「紅磡物業」）以及銅鑼灣一項物業（「銅鑼灣物業」）的實益擁有權等事項。被告人作為遺產執行人，聲稱其已獲得本行客戶及其他受益人在遺產中的權益，且本行客戶是代其持有銅鑼灣物業的權益。
在原審階段，原訟法庭駁回了被告人的申索。法庭認定被告人以低於市場價值的價格出售紅磡物業，違反了其作為遺囑執行人的職責，並命令其賠償本行客戶——即銷售價與市場價差額的五分之一份額。法庭同時宣告，銅鑼灣物業的實益權益應根據各方的出資比例進行分配，其中本行客戶有權享有 72.2105% 的實益權益。
在上訴階段，上訴法院採納了本行客戶的立場，駁回了被告人的上訴。法庭裁定，其沒有恰當依據干預原審法官的事實認定及可信性評估，且原訟法庭完全有理由拒絕被告人關於其已獲得本行客戶及其他受益人權益的主張，以及其聲稱單獨擁有銅鑼灣物業實益權益的訴求。上訴法院還判令被告人承擔本次上訴的訟費。
這一結果是對本行客戶在一場曠日持久的家族與遺產糾紛中權利的有力認可。本案亦彰顯了本行在處理具爭議性的遺囑認證、信託、物業及上訴案件（包括涉及遺產執行人職責、實益擁有權及複雜事實問題的案件等）方面的豐富經驗。
本案為對原審判決不服的訴訟當事人提供了一個及時的提醒：上訴並非重審，也不是輕易推翻原審法官事實認定的另一條開放通道。正如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官周家明所述，原審應該是訴訟過程中的「主要事件」，而不是「一次中途嘗試」。上訴法院一般對原審法官的事實認定和可信性評估給予充分的尊重，因為其擁有上訴法院所不具備的獨特的「耳聞目睹」優勢以及對案件整體的熟悉程度。試圖另闢蹊徑輕易推翻原審法官的事實裁決，只會徒勞無功、浪費司法資源。
本案由本行顧問譚偉才律師及合夥人黃楚盈律師主理，並由黃穎琛律師及林晉燁律師協助。本行亦借此機會感謝大律師陳碩樺全程提供全面而有力的協助。
判決全文可查閱：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ju/ju_frame.jsp?DIS=181798&currpage=T.
本行近期與美國一家律師事務所合作，成功解決了一起涉及跨國企業的知識產權索償案件。
該爭議源於某跨國企業提起訴訟，指控其香港辦事處的一名前核心人員（以及其他相關方）涉嫌侵犯版權及洩露商業秘密。由於相關協議受特拉華州法律管轄，本行協助客戶透過本行的「國際律師網絡」（ILN）委任了一名特拉華州律師，並提供法律支援，由該律師在美國訴訟程序中代理案件，包括提供法律意見、參與庭外談判以及全程跟進。
本行在知識產權訴訟及非訴訟業務領域素來實力雄厚，經驗豐富。早在 1997 年，本行就遞交了香港首件註冊外觀設計、首件短期專利及首件標準專利申請。本行就知識產權的權利初始策略、品牌塑造、起草、申請、審查、異議及撤銷等各環節提供法律意見。作為一家提供全面服務的律師行，本行結合其在知識產權業務與爭議解決領域的專長，亦能遊刃有餘地協助處理各類知識產權爭議。
知識產權爭議通常具有跨司法管轄區的性質。本行是「國際律師網絡」（ILN）的成員，該網絡是一個由全球 91 家優質獨立律師行組成的協會，代表全球超過 5,000 名律師。透過這一網絡，本行能夠迅速、順暢地對接全球頂尖的專業法律顧問，確保為跨司法管轄區的法律事務提供全面、無縫銜接的法律支援。
引言
在某些司法管轄區，已婚人士在進行股份交易時，可能會被要求做一件在香港相對不常見的事——提供配偶簽署的同意書。在中國大陸、美國一些共同財產州等司法管轄區，某些婚前及／或婚後取得的資產可能被視為夫妻共同擁有的財產。若個人買賣股份，其配偶後來（例如在離婚時）對股份主張權利，便會出現擁有權爭議。為減低此類風險，有些司法管轄區發展出要求賣方配偶提供書面同意、放棄股份中任何權益的做法。
這一做法在香港又是否適用？本文將以買賣在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股份為背景，探討這個問題。
香港的婚姻財產制度為何？
分別財產制
香港基本上實行分別財產制。根據《已婚者地位條例》（香港法例第182章）第4(1)條，已婚女性在結婚時或婚後所擁有的財產，均全歸其本人所擁有，猶如未婚時一樣，並可據此而予以處置。該條廢除了普通法的「夫妻一體」原則——在該原則下，已婚女性的法律身份與丈夫者合併，丈夫會取得妻子在結婚時或婚後所獲得的所有財產。因此，在香港，無論財產是在婚前還是婚後取得，夫妻雙方均各自擁有並可自由處置。
離婚後的財產分配
當婚姻破裂時，財產分配的問題便會出現。在離婚訴訟中，法院會先確定可供分配的婚姻財產範圍，然後決定如何在配偶之間公平分配。法院有權作出財產調整令，命令將財產（例如股份）從一方轉移給另一方，亦可作出其他命令。若配偶雙方已簽署婚前或婚後協議，約定離婚時如何分配財產，則法院會根據案件的所有情況給予該協議適當的比重，但協議並不具法律約束力。
股份轉讓在法律上是否需要配偶同意方為有效？
如上所述，已婚人士可以將財產（包括現金和股份）作為其個人資產持有並獨立進行處置。因此，買賣雙方均無需取得其配偶同意，股份轉讓即為合法有效。然而，如果賣方的配偶擁有股份的實益權益（如賣方是以代名人／受託人的身份為配偶持有股份），則解決方法並非取得配偶同意，而是讓實益擁有人成為交易以及相關交易文件的一方。
一方的離婚會否推翻已完成的交易（或令即將完成的交易告吹）？
儘管香港實行分別財產制，在技術上，離婚仍可能為已經或即將完成的併購交易蒙上陰影。這是因為根據《婚姻法律程序與財產條例》（第192章）第17條，若任何一方配偶轉讓資產意圖令另一方的婚姻財產申索失敗，法院有權撤銷該項轉讓。
《婚姻法律程序與財產條例》第17條如何運作
如果婚姻的任何一方已經或即將作出財產處置（例如股份轉讓或支付買價），意圖令另一方要求經濟給養的申索失敗，則法院可作出命令，撤銷該項處置或制止該項處置發生。如果該項處置（i）在提出第17條申請之前的3年內發生或（ii）即將發生，則只要法院信納該項處置已令或會令另一方要求經濟給養的申索失敗，即可推定懷有令申索失敗的意圖。
在一般情況下風險頗低
雖然理論上，每宗股份買賣都可能因對手方離婚而受到上述第17條挑戰，但對於大多數基於各自獨立利益而作出的交易而言，被撤銷的風險偏低：
何時應考慮取得配偶同意？
應提高警覺之時
然而，在某些情況下，交易一方可能需要進行查訊。例如：
在此類情況下，應在進行交易前就是否需要取得對手方的配偶同意書或棄權聲明書尋求法律意見。
配偶同意的效力與限制
對手方配偶簽署的同意書或棄權聲明書不太可能剝奪家事法院的管轄權，或完全阻止配偶根據《婚姻法律程序與財產條例》第17條對交易提出挑戰。儘管如此，如有證據顯示交易是在配偶同意下進行，則配偶日後主張該交易旨在令經濟給養申索失敗，將變得更加困難。就基於歸復信託而作出的申索而言，這亦有助確立買方為「付出價值且不知情的真誠購買人（bona fide purchaser for value without notice）」（又稱「equity’s darling」），增強其抗辯理由。
併購交易中的標準保障措施
需要對手方提供配偶同意的情況預計相對罕見。在香港，於併購交易中提出此類要求並非慣常做法。在不存在上述警示信號的情況下，要求對手方提供由其配偶簽署、內容預視婚姻破裂及財產分配的文件，可能會被視為不合理，甚至會冒犯對方。
對於買方而言，除了進行必要的法律盡職調查外，標準的保障措施是要求賣方就其對股份擁有妥善的所有權、不受任何第三方權益影響提供慣常的保證和彌償保證。買方可以就賣方違反保證提出申索及／或尋求賣方彌償。
對於擔心買方支付能力的賣方而言，常見的解決方法是要求具備足夠財務實力的個人或實體提供擔保，或以其他資產作為抵押。
如果對手方的婚姻居籍是在另一司法管轄區，情況是否會有所不同？
香港就財產的設立和轉讓遵循「物之所在地法」原則：一般而言，交易的效力及後果受目標財產所在地法律管轄。就香港公司的股份而言，其轉讓應受香港法律管轄，並遵循香港法律規定的法律手續，而香港法律並不要求交易雙方取得任何配偶同意。
然而，如果對手方與香港並無任何或充分的聯繫，則可能會引起其他方面的考量。例如，若對手方其後違反買賣協議，但在香港沒有其他資產，也沒有提供任何抵押品，則守約方可能需要或選擇針對對手方的境外資產執行香港判決。若對手方的配偶根據外地的婚姻財產制度享有該等境外資產的權益，香港法院作出的判決能否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在當地執行，均存在不確定性。在此情況下，應在香港及相關司法管轄區尋求法律意見。有見及此，如對交易對手方履行合約義務或在違約時履行香港判決的能力存有任何重大疑問，可考慮是否需要其他解決方案，例如預先取得擔保、抵押品，或者是對手方配偶同意可對境外資產強制執行的事先同意。
總結
雖然在某些司法管轄區，進行商業交易時取得對手方配偶同意可能屬慣常做法，惟香港併購交易一般無此要求和做法。然而，在特定情況下，例如像上文所述，股份交易的價格遠低於一般價值、已知對手方曾以配偶資金收購目標公司，或其配偶為提升公司價值作出了貢獻，則應尋求法律意見以減低法律風險。
免責聲明：
本材料僅供一般參考，並不構成薛馮鄺岑律師行與任何用戶或瀏覽者之間的法律或其他專業建議，也不構成任何律師與客戶的關係。對於依賴本材料中的資訊而產生的任何責任，本行概不承責。
薛馮鄺岑律師行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律師行，不從事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法律業務，亦不就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法律提供法律意見。本材料中提及任何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法律及做法，僅供一般參考及比較之用，並不構成對該等司法管轄區的法律或做法的任何建議、意見或陳述。
背景
十年前，筆者在倫敦帝國理工學院攻讀生物醫學工程時，香港的發展重心主要聚焦於金融和房地產開發，對創新及科技的關注相對較少。然而，近年來，推動創新與科技已成為香港的重點工作之一。在筆者看來，香港具備巨大的潛力，可以憑藉其在大灣區的戰略位置、國際金融中心的角色，以及健全且備受國際認可的法律體系，發展成為領先的生物科技中心。
香港的一項重要發展戰略是「南金融、北創科」的雙引擎佈局：金融服務繼續在維港都會區發展，而創新科技的新引擎則將落戶北部都會區。香港政府正致力加快北部都會區的建設，其中包括新建鐵路線以改善該區的交通連接、發展新田科技城，以及吸引大型企業（包括製藥公司）在北部都會區設立據點。北部都會區的建設旨在吸引全球人才和企業，同時為未來培育本地人才。
何為生物科技（Biotech）？
「Biotech」是生物科技（biotechnology）的縮寫，指利用或操縱生物過程、生物系統或生命體來開發能夠改善人類生活的產品。然而，「Biotech」一詞通常不僅僅指生物科技，而是代表一個更廣泛的概念——生物醫學工程。生物醫學工程是一門廣泛的學科，運用跨學科的工程原理，通過開發診斷、治療和康復產品來改善患者的健康與身體功能。
高度跨領域的本質
生物醫學工程是一個高度跨領域且受到嚴格監管的行業，其開發流程漫長而複雜，遠不止於實驗室研究。企業必須應對科學挑戰、臨床試驗、專利保護、監管審批以及持續融資等問題，常常在多年內都沒有收入。由於高風險和低成功率，專業投資者保持謹慎，他們會進行嚴格的盡職調查，並將投資僅限於自己具備技術專長的領域。
法律專業人士的作用
法律專業人士在生物科技公司發展的多個階段都不可或缺，他們在知識產權保護、監管審批、商業交易、公司架構、融資、首次公開募股（IPO）、並購 （M&A）以及爭議解決等方面提供導引及意見。鑒於該行業科學複雜性高、監管環境嚴格、開發週期長且投資風險巨大，律師在降低法律風險的同時，對企業戰略拓展和成功商業化均可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規則》第18A章
《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規則》第18A章為生物科技公司訂立了一套替代的特定上市要求，豁免了傳統的最低收入規定。自2018年第18A章推出以來，尚未產生收入的生物科技公司已能於香港上市(在滿足所有相關規則或獲得豁免的前提下)。根據香港聯交所網站的數據，截至2025年11月底，已有80家公司通過第18A章上市。第18A章的重要意義在於，它為生物科技公司提供了一種除政府資助、私募股權出售和債務之外的另一種融資渠道。最重要的是，第18A章的上市路徑對尚未產生收入的生物科技公司非常友好。
值得注意的是，第18A章對「生物科技」的定義較為寬泛，以便各類生物醫學工程企業能在香港上市。根據指引信（HKEX-GL92-18）第3.3和3.4段以及第18A章的規定，聯交所將考慮那些能夠充分證明其已開發出超越概念階段的生物科技產品，且該產品屬以下四個類別之一的生物科技公司的上市申請：(1) 藥劑（小分子藥物），(2) 生物製劑，(3) 醫療器材（包括診斷器材），以及 (4) 由聯交所酌情決定的「其他生物科技產品」。有關更多信息，請參閱《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規則》第18A章及指引信（HKEX-GL92-18），並尋求專業意見。
醫療數據共享
數據在生物科技產業的發展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生物科技產品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臨床試驗結果，而臨床試驗結果本質上是對安全性和有效性進行的大規模統計分析。儘早獲取大量數據有助於研究人員更好地預測結果、更有效地配置資源，並避免代價高昂的後期失敗。
在香港，醫院管理局的「數據共享資訊站」等措施可為學術研究提供來自40多家公立醫院的臨床數據，但須經批准並遵守嚴格的隱私保護措施。香港政府還於2016年推出了「醫健通」（eHealth），這是一個基於用戶同意的平臺，授權公營和私營醫療服務提供者之間可以安全共享加密的患者記錄。2025年12月24日，醫務衛生局將eHealth應用程序中的「跨境健康紀錄」功能向全部約630萬用戶開放，使符合條件的記錄能夠與內地指定醫療機構共享，並實現病歷的跨境存放和查閱，以支持跟進治療。
上述舉措表明，香港政府正積極推動病歷的數字化，這將在推動生物科技產品研發方面發揮關鍵作用。在香港，個人數據的收集、處理和使用受《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486章）的規管。
香港藥物及醫療器械監督管理中心（「CMPR」）
2025年6月26日，香港衛生署宣佈，CMPR將於2026年底前成立，並將從2026年起分階段實施新藥註冊的本地審批，到2030年全面推行。CMPR的願景是成為「藥械領域的國際權威監管機構」，通過優化藥品及醫療器械監管，推動藥物及器械的創新與研發。
本地審批將在2026年至2030年間分階段實施，覆蓋範圍逐年擴大：
CMPR的重要意義在於，它將在香港建立一個本地監管機構，從而完善醫藥產品在香港及大灣區內從研發、融資、監管審批到商業化的整個週期。
結語：
生物科技是一個高風險、需要投入龐大資本的行業，但成功的生物科技產品能夠帶來顯著的健康效益、強大的專利保護利潤，並通過在整個價值鏈上創造就業崗位帶來廣泛的經濟收益。香港健全的金融和法律體系，加上其在大灣區的戰略地理位置，使其完全具備成為世界級生物科技中心的條件。香港的法律專業人士將扶持生物科技企業的全方位成長，並在過程中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時助力香港成為生物科技行業的資本市場、監管審批及爭議解決的領先樞紐。
免責聲明：本材料僅供一般參考，並不構成薛馮鄺岑律師行與任何用戶或瀏覽者之間的法律或其他專業建議，也不構成任何律師與客戶的關係。對於依賴本材料中的資訊而產生的任何責任，概不承責。
引言
為了使香港信託法順應現代化的發展趨勢，香港於2009年及2012年分別就《受託人條例》（香港法例第29章）（「《條例》」）的修訂進行了諮詢。相關修訂最終於2013年12月1日生效。此次修訂涉及多項內容，其中包括增訂《條例》第41X條，該條文關乎財產授予人就信託下的投資或資產管理職能保留權力。該條文主要規定如下：
「(1) 如設立信託的人(財產授予人)為其本人保留在該信託下的任何或全部投資權力或資產管理職能，該信託並不僅因該項保留而致無效。
(2) 凡財產授予人保留了第(1)款提述的某項權力或職能，如受託人按照該項權力或職能的行使而行事，則受託人並非違反有關信託。」
第41X條僅涉及財產授予人在投資或資產管理職能方面的權力保留（「保留權力」），該條文並未規定其他權力或其他人員。雖然立法意圖已明確表明，該修訂僅僅是為了消除疑慮，確認信託不會僅因財產授予人保留了自身的投資或資產管理職能而無效，但由此引發了一個問題：是否只有財產授予人才能保留這些權力？
財產授予人對保留權力的轉授
關於受託人的法律地位：
對於受託人，在普通法中，基本原則為：如果某項給予受託人的權力是對受託人個人的信任與信賴的體現，則受託人不得將該權力轉授他人。然而，《受託人條例》現已明確規定了受託人委任代理人及轉授職能的權力。根據《條例》第41B條，受託人可將若干職能（資產分配、決定從收入或資本中支付款項、委任受託人以及轉授權力等職能除外）轉授予他人作為其代理人。受託人仍不得轉授那些應憑其酌情權行使的基本職責及職能。
關於財產授予人的法律地位：
《條例》中並無與財產授予人保留權力相對應的條文。與受託人不同，傳統上，當信託有效成立後，財產授予人便應退出信託運作，法律上並無任何必須由財產授予人酌情保留或控制的事項以使其履行任何法定義務，財產授予人也一般沒有需要轉授的權力。因此，由財產授予人（而非受託人）轉授權力並非信託中的常見特徵，亦未必有其必要。
與處於受信及信賴地位的受託人不同，財產授予人並不承擔如此繁重的義務。既然財產授予人的保留權力僅屬其個人權利，財產授予人理應可為了自身利益而自行酌情行使該權力。我們認為，財產授予人可將其權力的行使轉授予他人，因為這不會影響其向受益人履行的任何義務。此外，既然《條例》第41B條已明確允許受託人授權他人作為其代理人行使一項或多項可轉授的職能，那麼對受益人一般不負有任何繁重義務的財產授予人，理應受到較寬鬆的管控，亦應有權按其認為必要或適宜的方式轉授其保留權力。
構建保留權力與轉授框架：
作為信託安排的一部分，保留權力應在構成信託的基礎文件——信託契據中予以明確列明。權力保留也可載於其他文件（例如意願書）中，而受託人可落實該等文件的內容，但此類文件本身可能不具法律約束力。另一種方式可見於Zhang Hong Li v DBS Bank (Hong Kong) Limited [2019] HKCU 4372一案，在該案中，保留權力是通過委任一名財產授予人擔任信託的私人投資公司的投資顧問並允許其作出決策來實現的，信託安排也可以設計為讓財產授予人對投資及資產管理職能擁有實際控制權。
如果信託的財產授予人也希望轉授其保留權力，則該項轉授權力亦應在信託文書中予以明確訂明，以求清晰。如果受託人能夠通過其他文件（例如管理協議）轉授其權力，我們認為財產授予人也應能夠通過其他文件轉授其保留權力。既然財產授予人通常可以為自身利益行使保留權力，他們自然應能夠在不受約束的情況下轉授該權力。
財產授予人在喪失行為能力情況下保留權力的轉授
持久授權書能否在財產授予人精神上無行為能力時提供幫助：
持久授權書使個人（授權人）能夠在其精神上喪失行為能力時，委任一名可信賴的人（受權人）代為管理其財產及財政事務，從而提供一種直接且具成本效益的方式來管理財產及財政事務。與傳統的授權書在授權人喪失精神能力時即告失效不同，持久授權書只要在授權人仍具有精神能力時按照法定的規定簽立並已辦理註冊，便能在這一過渡期間「持續有效」。持久授權書尊重授權人的自主權，允許其選擇由誰代其行事，確保其事務管理順利過渡，並有助於避免因向法院提出申請而帶來的痛苦、延誤及費用。然而，持久授權書僅限於處理財產及財政事務，並不延伸至個人照顧或醫療等決定。
根據《持久授權書條例》（香港法例第501章）（「《持久授權書條例》」）第8(1)條，持久授權書僅授權受權人處理授權人的財產及財政事務，而非授權人的健康與福利及其他事宜。《持久授權書條例》並未對「財產」及「財政事務」作出明確定義。受權人可為維持授權人及可預期授權人供養或滿足其需要的其他人士的生活而管理和運用授權人的財產。但是，任何試圖授予受權人超出《持久授權書條例》所允許範圍的更廣泛權力及權限的持久授權書，可能被視為無效。
對保留權力的影響：
一旦信託有效成立，除非財產授予人同時是受益人之一，否則財產授予人對信託財產不再擁有任何法律上或實益上的權益。在財產授予人僅保留投資及資產管理職能而對信託財產不擁有其他權益的情況下，可以認為，與信託資產相關的事項不再是財產授予人的財產及財政事務，而是受託人及受益人的事宜。即使保留權力的範圍很大，以至於財產授予人可以對信託財產行使實際控制權，行使該等權力所產生的利益也僅由信託受益人獲得。因此，投資及資產管理職能並不屬於財產授予人的財產及財政事務的組成部分，持久授權書不太可能解決該情形下的問題。
然而，當財產授予人同時是受益人之一時，情況則可能有所不同。此時，投資及資產管理職能可能涉及財產授予人的財產及財務利益。無論如何，為明確起見，信託契據可以針對財產授予人精神上喪失行為能力的情形作出相應起草，並就投資或資產管理職能的後續行使提供指引。
遺囑
有關於投資及資產管理職能的保留權力本身並非不動產或動產。它僅僅是信託文書所創設的一項權力和職能。《受託人條例》第41X條也只是涉及有關於將該等權力保留給財產授予人，並未提及財產授予人的繼承人。如果信託文書沒有明確允許該等權力在財產授予人去世後繼續存在或可由其遺囑執行人或受讓人行使，那麼保留權力很可能隨財產授予人的去世而自然消滅，不能通過遺囑遺贈。
一般而言，立遺囑人依法可以通過遺囑處置其享有實益權益的所有不動產及動產，只要該等權益在其去世時並不終止，且若未作如此處置則本應轉歸其遺囑執行人或遺產管理人。儘管某些據法權產，例如損害賠償的訴訟權或其他本應由遺產代理人繼承的事項、版權及其他知識產權，可以通過遺囑處置，但有關投資及資產管理職能的保留權力並不屬上述賦予權益的個人權利及財產類別。因此，該等保留權力不大可能通過遺囑遺贈。
儘管如此，在財產授予人的遺囑中加入一項遺願，將保留權力移轉給某權力持有人，並讓受託人決定是否遵循該權力持有人的指示，這樣做也無妨。信託文書亦可明確允許財產授予人指定一名繼任權力持有人。
結論
隨著香港定位為信託及家族辦公室的主要樞紐，通過現代化信託法以容納保留權力，將能增強財產授予人及其所信任的其他人士的靈活性，與國際實踐接軌，並提升香港相對於離岸司法管轄區的競爭力。通過確認投資指示、委任及罷免受託人或保護人、變更信託條款等保留權力的有效性，香港可以增強財產授予人在構建家族財富方面的信心，同時確保信託在法律上保持穩健。《受託人條例》亦可就財產授予人權力轉授的有效性及受託人責任限制提供明確指引，從而提升香港信託制度的確定性和信心。此外，此項改革將進一步支持家族辦公室服務的增長，吸引尋求完善繼承規劃的高淨值人士，並鞏固香港作為私人財富管理首選司法管轄區的地位。
免責聲明：本材料僅供一般參考，並不構成薛馮鄺岑律師行與任何用戶或瀏覽者之間的法律或其他專業建議，也不構成任何律師與客戶的關係。對於依賴本材料中的資訊而產生的任何責任，概不承責。
薛馮鄺岑律師行是一家香港特別行政區律師行，不從事其他司法管轄區法律業務，亦不就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法律提供法律意見。本材料中提及任何其他司法管轄區（包括但不限於英屬維京群島、開曼群島、澤西島、百慕達及新加坡）的法律立場，僅供一般參考及比較用途，並不構成對該等司法管轄區法律或實踐的任一形式之建議、意見或陳述。
